「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兼時。」5月24日以來，意大利民粹主義政府組閣一波三折，與西班牙的不信任投票形成共振。南歐政治危機的升級不僅在當前引發全球市場恐慌，亦有可能在未來阻礙歐元區結構性改革，進而加劇歐洲債務壓力。

　　事實上，縱觀近年歐洲危機演化，一個有趣的地理特徵鮮有人提及，歐豬五國中，除了愛爾蘭外，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均位居南歐，就連小島國塞浦路斯，也屬於南歐。為什麼是南歐?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如果將視野擴展至政治、歷史和社會範疇，根本原因在於南歐具有鮮明的二元特徵。二元化的南歐，已成為風險的策源地和復蘇的短木板，持續加劇後危機時代歐洲政治經濟的脆弱化。

　　首先，南歐具有二元政治文化。一種是殘留的威權型政治文化，另一種則是新興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在以流血革命的方式告別君主制後，南歐國家並沒有一步踏入民主社會，而是普遍經歷了一段極權統治的時期。君主制和極權統治殘留的威權型政治文化，一方面使得南歐民眾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服從」心理，缺乏監督政府的意識和行動，另一方面使得各國地方當局習慣了「服從但不執行」的應對策略，政策落地缺乏效率。正是受到二元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民眾在危機過程中的表現也較為激進，不僅增加了危機治理的難度，也加劇了危機引致的社會動蕩。

　　其次，南歐具有二元社會結構。南歐國家的社會結構普遍呈現出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對立並存的二元特徵。人數較少的精英階層在資源配置和規則制定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人數眾多的大眾階層則居於從屬地位。聯繫兩個階層的主要是恩從關係，強調起點公平和機會均等的公民社會發育不良。

　　政黨輪替執政頻繁

　　南歐的精英政治本身是十分脆弱的，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缺乏經濟穩定的基礎，二是缺乏制度穩定的保障，三是缺乏社會穩定的環境，二元結構引致的社會不公使得大眾階層對精英政治的不滿和憎惡長期積蓄，這正是危機治理過程中南歐社會動蕩加劇，甚至出現反精英政治潮流和無政府主義抬頭現象的深層原因。

　　第三，南歐具有二元黨群格局。不健全的政黨和不理性的民眾共同構成了南歐國家的黨群格局。由於直至20世紀70年代，極權統治的陰霾方才散盡，因此南歐民主社會中的政黨形成時間並不長，不健全的政黨體系使得南歐國家的政局缺少長期穩定性，短期看，政黨競爭往往會陷入僵局，就像2013年意大利大選那樣;長期看，基本沒有哪個政黨能夠長期獲得民眾的多數支持，政黨輪替執政較為頻繁。

　　第四，南歐具有二元勞動市場。南歐勞動力市場裏，政府力量的絕對水平超出歐洲整體，工會力量的相對增強超出歐洲整體。根據卡爾‧艾金格和阿洛伊斯‧古格在《歐洲社會經濟模式》中的測算，南歐勞動力市場的政府管控指數為3.0(指數越高管控力度越大)，是歐盟的1.24倍，而歐盟指數則是美國的3.39倍。根據德國伊弗研究所的數據，2000年南歐勞資談判覆蓋率從1980年的70%升至80%，是歐盟的1.03倍，歐盟則是美國的5.57 倍。這種二元結構導致南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程度更高，也更易發生勞資衝突，市場供給和需求更難相互匹配。

　　最後，南歐具有二元對歐情節。對於歐洲，南歐各國普遍存在二元情節，既渴望全方面融入歐洲，又缺乏足夠的歐洲認同。長期落於人後的南歐始終渴望融入歐洲，分享歐洲一體化的成果。但在融入歐洲的過程中，南歐國家始終擺脫不了「被輕視」的感覺。這種感覺既由來已久，又不斷更新，即使在歐洲一體化迅猛發展的最近十餘年裏，其他歐洲強國對南歐的輕視也很容易察覺。

　　被輕視 難以融入歐盟

　　更重要的是，在受到輕視之餘，南歐各國融入歐洲的過程甚至還伴隨利益受損。以意大利為例，2000-2017年，意大利逐漸喪失了其領先優勢，經濟發展品質明顯劣於歐元區。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2000年意大利的人均實際GDP較歐元區高出800歐元，至2005-2006年，這一差距由正轉負並不斷惡化，至2017年，意大利人均實際GDP已落後歐元區4000歐元，並且不及2007年危機前自身水平。同時，歐洲貨幣一體化對意大利外貿的提振作用也相對較小，2000-2017年，意大利出口年均增長2.68%，明顯低於歐元區同期5.28%的均值水平。

　　此外，對於南歐精英階層而言，融入歐洲也給其利用施恩政策和暗箱操作謀取集團利益帶來了外部約束;對於南歐大眾階層而言，因南歐各國在歷史上均有過輝煌時期，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也讓他們對融入歐洲過程中德法表現出的傲慢充滿了敵意。正是基於這種二元情節，危機爆發後，即使急需歐洲援助，南歐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均對核心歐洲表現出反抗情緒。在2013年塞浦路斯危機以及當前的意大利、西班牙危機中，「反歐元」、疑歐、退歐浪潮此起彼伏。

　　(金融市場的經濟學思考系列之二)

　　工銀國際證券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