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荊州之失，乃因為有多種非關公所能掌控的因素所造成，那麼歷代的史學家又是如何評論呢？請看下列分析。

　四、關公功敗垂成，是人為之失，還是天意呢？

　董督荊州，獨鎮一方的關公，戰事失利，絕對有其不周延之處，他必須負起直接責任。但是，如果將荊州之失的全部責任推在關公一人身上，這就有欠公允。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孫權派呂蒙發兵襲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獲信馬上引領五萬兵將進駐公安，令關公入益陽，準備奪回失地。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劉備命關公攻拔襄樊之戰，此戰最為激烈，曹操身旁有頂尖謀士多人，一流上將十幾人，動用十幾萬兵力，甚至親至摩陂坐鎮指揮。如果劉備此時也能派一兩名上將，如張飛或趙子龍等做為關公後援，也許情勢就大不相同了。可是在此重要戰役，蜀漢卻沒有派一兵一卒給予支援，讓關公孤軍奮戰，最後走上敗途，是否劉備、諸葛亮也真的失算了？

　如清朝大文儒，道光年間進士，曾任江蘇按察使、廣東巡撫的黃恩彤雲：

　「方關公之斬龐德虜于禁也，曹仁幾遁，操欲遷都避之，陸渾民孫狼等遙受名號，自許以南，望風景附，史稱其威震華夏，此破竹之勢，千載一時也，乃蜀之君臣但喜其勝，不虞其敗。權以陸遜屯漳口，呂蒙用奇兵而蜀不防；操以徐晃為將軍將殷署等十二營之兵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一將增一旅以援羽，致使徐晃掎之於前，呂陸躡之於後，首尾狼狽，勢遂不支，豈非失事機也哉？」

　上文係黃恩彤說，當關公擒斬龐德、俘虜于禁之時，曹仁幾乎被迫要放棄樊城遁逃，曹操也研議要遷都鄴城以避關公之威。陸渾這一帶的強民孫狼等勢力也都投靠蜀軍接受關公指揮，並遙受名號，可說自許昌城以南之軍民，都聞風歸附在關公的麾下，這就是史稱關公威震華夏之事績。如此大好破曹之態勢，可說是千載難逢，而在此時蜀國之君臣只沉浸在關公北伐的勝利中，卻不思慮其可能的失敗。讓孫權有機會以陸遜屯駐漳口，而呂蒙用奇兵入侵荊州，導致蜀國無法防患；同時曹操也以徐晃為大將，率領殷署等十二營的援軍前往救援樊城。而在此嚴峻情勢下，卻沒有聽聞蜀國派遣任何一名將領，或增添任何一支軍隊前往支援關公。終於使徐晃在前方牽制住關公的軍勢，讓呂蒙和陸遜有機會背後偷襲荊州，使關公形成首尾不能兼顧的狼狽處境，最後才無力抵擋兩國攻勢而失敗，這豈不是失去了打敗曹魏的大好時機嗎？

　清朝大文學家、史學家，乾隆七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的姚範也說：

　「呂蒙之『襲江陵』，遣陸遜別取宜都，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而蜀人當時之疏忽如此。吳人之耽耽於荊州，而忌關公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當時若付之度外，……蜀之謀士，當不若如是之疏，陳氏或不能詳耳。」

　黃、姚二人都認為，關公失敗主要在劉備、諸葛亮沒派援兵之失。而以行事謹慎，知人善任的劉備，和才智過人，深謀遠慮的諸葛亮，竟然也會犯如此過失，是否因為宿命所歸，天意如此啊！

　即如明代大文學家、史學家，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曾任山西按察使、廣西布政使、鄖陽巡撫、南京刑部尚書，並贈太子少保，也是後七子領袖之一的王世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史論》中之〈關羽〉篇的〈失荊州考辨〉 所說：「世以失荊州為關侯罪，吾以為非關侯之罪，乃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侯以為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侯雖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侯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勝亦危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不勝更危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子龍、翼（益）德率三萬之眾駐江陵為侯聲援，侯進，可以藉其威以挾操；退，可以有所就而無他虞。雖百蒙、遜，其何能為？而荊州固于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天也。且既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不箕谷，祁山不百倍哉？或曰天也。」(下星期五待續)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院長黃國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