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隨着「說三分」、元雜劇在民間的流傳，關帝的人格聖跡、傳奇故事、忠義精神，在神州大地上如野火燎原般廣泛傳播開來。

　忠肝義膽、義薄雲天、智勇雙全的「關將軍」成為上至朝廷，下至平民，儒釋道教，百行百業共同推崇，共同敬仰，全民崇拜的英雄偶像和道義楷模。

　今存最早關於關帝崇拜的摩崖碑刻，鐫刻於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的廣西桂林《義緣龍隱岩造像記》云：「城裏崇明寺住持棋僧義緣，謹用齋資，命匠者鐫莊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師，擎天得勝關將軍，檀越關三郎。相儀圓具，在龍隱岩釋伽寺開光齋僧，上報四恩，下資三友。」

　相傳北宋仁宗皇帝對威名赫赫的「擎天得勝關將軍」極為崇拜，在其念誦《金光明護國儀》發願文「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時，撫幾嘆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洽。」

　慶曆八年，宋仁宗專門委派包拯親往關帝家鄉河東解州，疏理四月初八、九月初九祭祀關帝的秩序，整頓解州鹽法環境。

　自北宋開始，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解州傳統古廟會暨「關帝巡城」活動盛大開場。每逢會期，商賈雲集，香客如織，來自全國各地的商品、藥材堆積如山，人潮鼎沸，月餘不衰。《關帝聖跡圖志全集》記載：「每歲四月八日，傳帝於是日受封，遠近男女，皆刲擊羊豕，伐鼓嘯旗，徘優巫現，舞燕娛悅。秦、晉、燕、齊、汴、衛之人肩轂擊，相與試槍棒、校拳勇，傾動半天下。」

　與此同時，比四月初八解州傳統古廟會更大規模、更高規格，影響力更為深遠的「五月十三關帝誕」、「磨刀節」也已在宋元之際蔚然興起。

　元代大儒郝經在順天府《漢義勇武安王廟碑》碑文中曾記錄五月十三全民共祀關帝的活動盛況：「(關帝)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荊、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為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仰慕而猶若是，況漢季之遺民乎?」

　關帝「忠義節烈」、「威靈赫赫」的神武形象、「絕倫逸群」、「威震華夏」的英雄氣概，以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風範，不僅受到兩宋朝野萬民的崇敬愛戴，也得到同一時代遼、金、西夏和蒙古汗國的一致崇敬愛戴。

　金吏部員外郎田德秀在《嘉泰重修廟記》稱頌關帝：「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歟。」

　元人同恕《榘庵集》記載：「相傳金大定間，西兵潛寇，城幾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見若武安狀者，率兵由此山出，賊駭異退走。隨即其地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獨此邦用是日，答神貺也。」

　生活跨度南宋、元、明初三個朝代的武當派開山祖師張三豐，曾寫有一首《詠磨刀雨》詩：「荊州灑遍雨如膏，竟為英雄勵寶刀。最是武昌城下水，千秋鳴咽卷雷濤。」以此表達對關帝英雄蓋世的崇敬之意。

　元代立朝後，繼承並發展了宋遼金對關帝的崇拜。《元史·祭祀六》記載，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採用「帝師八思巴之言」，每歲二月十五日舉辦佛事活動，以關帝為「監壇」，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抬舁監壇漢關帝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執役者萬餘人，首尾排列三十餘里，繞境巡遊，至十六日罷散，謂之遊皇城，歲以為常。這項活動一直延續到元末。

　明代時，關帝祭祀升級到「專祀」，祀典愈加隆重。相傳明永樂皇帝北征時，常見關帝顯聖助戰，於是建廟立祀，於五月十三日祭祀關帝，割牲演劇，官民共慶，盛況空前。明嘉靖時，定京師祀典，每歲五月十三日遇關帝生辰，用牛一、羊一、豬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禮。四孟及歲暮，遣官祭，國有大事則告。凡祭，先期題請遣官行禮。清代時，關帝祭祀儀式升為僅次於祭祀天地的「中祀」，與祭孔同一規格。關帝成為中華民族唯一受到朝廷民間、儒釋道教、百行百業，全民崇拜的護國佑民之神：國家神、社稷神。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