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郑子瑜

　　5月6日，“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将于6月拍卖的周作人书信原件在座谈会现场展出，这批书信中包括了此前少见的84封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

　　此次拍卖的周作人书信中，最重要的是1957年到1966年之间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这些信件展现了周作人晚年的思想变化和生活处境。

　　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将于6月亮相匡时2014春拍，其中包括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84通、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及俞平伯、吕叔湘、谢冰莹、吴小如、陈子善等致郑子瑜信札45通，亦有周作人为郑子瑜题写的书签等。这些信札的影印件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6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周作人研究专家孙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等出席座谈。

　　“让它能被更多的人使用”

　　当天适逢周作人逝世47周年。周作人晚年与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及新加坡的郑子瑜书信往来密切，周与前两者的通信，有《周曹通信集》及《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等书出版记录，而他致郑子瑜的信札，以往较少被注意，既不见于出版物，相关学术研究也付之阙如。

　　郑子瑜1916年生于福建，以郁达夫研究与修辞史研究著称。1930年代，周作人与郑子瑜同为《逸径》刊物撰稿人，两人因为同好黄遵宪而相交，在信件中，亦可见周作人向郑子瑜提供他所搜集的黄遵宪资料。1939年，郑子瑜南渡新加坡谋生，到1950年代，他与蛰居大陆的周作人恢复联系，为出版《知堂杂诗抄》而奔走;而周作人则向日本汉学界知名学者如实藤惠秀、吉川幸次郎等引荐了郑子瑜，对郑进入日本学界功不可没。

　　此次出现在匡时春拍的84通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始于1957年8月26日，最末者为1966年5月11日，展现了周作人晚年的所思所想、处境心境，其中关于《知堂回想录》、《知堂杂诗抄》写作、出版经历的部分，更属难得，是研究周作人建国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值得一提的是，郑子瑜对信件保存精心，不仅所有信札的信封得以保存，并且有明确编号，可以用以确认写信的具体时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介绍，这批信札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以一个合理的价位面世，“让它能被更多的人所使用。”而匡时表示，这批信札原件将于5月31日到6月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展出，并在6月初进行拍卖。

　　还原周作人的创作与性格

　　杂诗是周作人晚年的重要创作，1958年到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欲合辑出版。学者陈子善介绍，周作人对《知堂杂诗抄》寄望甚高，虽然看似是由郑子瑜负责，但编辑工作，包括照片选用、署名题写等，都是周作人自己选取，“相当于他自己编辑的这本书”。

　　但周作人在世时还是没有看到此书出版。陈子善介绍，在这些信札中，可以看到《知堂杂诗抄》出版所经历的周折：“从新加坡到香港又回到新加坡，后来甚至想拿到日本出版，都没有成功。这中间曹聚仁在香港出版《知堂文集》，郑子瑜还建议将《知堂杂诗抄》作为附录，也没有成功。”

　　而在这类事件中，周作人的性格也呼之欲出。相比后期的《知堂回想录》出版过程因为政治原因颇为曲折，《知堂杂诗抄》难以出版则是市场原因：出版社认为不会有利润。陈子善表示，在往来书信中，郑子瑜还提到样书问题，而周作人的意见是，只要能出版，样书之类的条件一切都能接受。“可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但当后来无法出版，郑子瑜提议他来出钱印刷，周作人就说不需要。所以在通信的后期，周作人对这本书只字不提，可以看到他的为人与风度。”

　　这种性情还显示在周作人对同代人物的臧否中。陈子善介绍，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当时请丰子恺做插画，周作人对此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在与郑子瑜的通信中，继续“颇有微词”。而郑子瑜曾表示想结识俞平伯，周作人则让他不要多生事，因俞平伯已经身在中国社科院，身份大不同耳。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认为，这一批信札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更具有社会史价值。在1957-1966年的10年间，恰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变革时期，在这一系列信札中，不仅可以观察周作人的思想变化，也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状况。困难时期郑子瑜每月给周作人寄去方糖、猪油等物资，周作人屡屡回信致谢。而对于郑子瑜寄来的一块手表，周作人更是用了一长段表示欣喜：“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需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

　　周作人之孙授权拍卖出版

　　“我们非常感谢匡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活动算是一次创举，作为家属，我们很欢迎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料，研究者也有更充分的研究材料，所有者也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昨日在座谈会上，周作人之孙周吉宜表示。

　　在接受早报专访时，周吉宜称，他自己也是在三天前，第一次看到这些信札的全貌，“以前只在网上看过几张相关的照片，分辨率还相当模糊。”而此次看到扫描件，他的第一感受是，“字迹非常熟悉、非常亲切，一看就知道是祖父的手迹。”

　　相比此前杨绛反对钱锺书信札的拍卖，周吉宜已授权此次周作人信札的拍卖，也授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信札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与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相吻合。”周吉宜对早报记者说，“作为家属，我们有责任将相关研究资料尽量提供给学术界，将之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在计划出版周作人与友人的通信集，已经向海内外发起搜集计划，也有一些收获与进展，但总体还是面临很多困难。希望这次拍卖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让我们收集到更多的材料。”

　　周吉宜表示，希望通过这类原始信件的披露，来丰富周作人研究的材料与视角。“现在有一些说法，我祖父家里谁说了算，我祖父经济地位如何等。但通过这些信件就可以发现，他一年要买多少书，这些买书的开销有多大，难道都需要请示我祖母之后才能买吗?在家里他是不是一个除了读书什么都不管的人?从这些信札里，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这不仅仅是生活问题，更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处世态度，里面有丰富的信息量可以研究。”

　　对周作人研究颇有助益

　　陈子善介绍，因为郁达夫研究，他于1980年代与郑子瑜相识。“郑先生是个脾气很急的人，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交给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因为编辑住得离我很近，他常常一天两三封信来让我去催进展。”

　　当时陈子善得知郑子瑜有《知堂杂诗抄》的手稿，便自告奋勇联系了长沙岳麓书院，因此此书终于在1987年，周作人去世20年后得以出版。当时他亦听说郑子瑜处有周作人信札，希望一观，1993年2月，郑子瑜给他寄来整整一包复印件，“因为当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张爱玲身上去了，这包东西我匆匆翻了一遍，就放在家里了。”

　　“郑子瑜非常仔细，他寄给我的复印件上都有编号，每一页都用铅笔注明了年份。比如编号18，但没有17，他就会注明‘17缺’。但具体什么原因缺，就不知道了。”陈子善说。

　　陈子善表示，此次拍卖的信件中，有几封他之前未见，多数涉及生活琐事，但也有两封信是关于《知堂杂诗抄》的编辑过程的，恰好与他手头材料互补，对于周作人研究颇有助益。

　　《知堂回想录》出版曲折

　　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此前与郑子瑜亦有会面，看到这批书信，他感慨良多：“一方面是又一次看到周先生熟悉的字，30年前我整理父亲的信件，仔细地读过他的信;另一方面，看到保存这么完好的书信，也感到这对周作人研究也是一件幸事。”

　　曹景行回忆了父亲当年出版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过程。1965年，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知堂回想录》稿件，最早发表在香港左派报纸《新晚报》上。“当时香港半壁江山多一点的媒体是属于左派的，但在1965年，刊登周作人的文章，已经有点不领市面了。”

　　当时负责《新晚报》的正是5月2日刚刚去世的报人罗孚。“罗孚是党内人士，我父亲是亲共人士，但这两人刊出《知堂回想录》，已经算逆潮流而动了。刊登了三分之一的时候，上面来了责令，不能再出。”曹景行回忆。左派刊物《海光文艺》接着刊载了一部分，又被喊停，而后曹聚仁不得不转战新加坡，在《南洋商报》上将《知堂回想录》重新连载了一遍。而到书籍出版时，“文革”已经开始，曹聚仁的处境更加艰难，“那几年是我父亲身体最不好的时候，1968年他大病一场，刚刚恢复，我哥哥的去世又对他造成巨大打击，最后在1972年去世。《知堂回想录》可谓他最后坚持做完、做好的一件事。”

　　陈子善认为，《知堂回想录》能在周作人去世后不久面世，是与曹聚仁的努力与坚持分不开的。曹聚仁的风度还体现在，在出版过程中，罗孚提出希望保存《知堂回想录》原稿，曹聚仁答应了他。

　　陈子善表示，他与罗孚于上世纪80年代相识，罗孚表示自己存有手稿，如有朝一日到香港，定请他一观。1993年陈子善到香港，罗孚兑现了承诺，提着一大包手稿到一个茶餐厅与他见面。陈子善表示，在茶餐厅嘈杂的环境中，他匆匆翻完了500多页的手稿，“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周作人手稿。之后，罗孚将手稿完整地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也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