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行为，除了受外在环境影响，更多受内在因素影响。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其价值观是「公民抗命」大过「法治精神」，倘再加上执法力度与司法惩罚均不足够，则一而再地谈论法律，其实都是枉然。

 

　　内在作用愈来愈小

 

　　一再重申，法治的重点，乃在大家相信此一制度，并且形成一套是非对错的价值观。大家守法，未必因为害怕被捕及受到惩罚，而是认为这是正确合理的事情，不会造次。可是，当守法不再正确，反而不守法才是正确，则法治的内在作用可谓荡然无存。「公民抗命」本来针对单一议题，例如恶法指明某人为奴而他拒做奴隶，这未必动摇整个法治系统。不过，本港激进派系所演绎的「公民抗命」，却由单一议题引伸至示威游行方面，以至出现「横行无忌的示威文化」（详见《不容示威文化横行无忌》，香港评论，2014年6月10日），影响则广泛得多。

 

　　此所以，法律对示威游行的规范作用愈来愈小。由拒绝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到肆意占领马路、甚而占领中环，示威游行根本漠视有关法律要求；近日，甚至接连出现15岁初中少年网上教人「再战立法会」、13岁和14岁初中少年携同大量攻击性武器出现在示威游行活动中，情况的确令人忧虑。虽然这些可以视为个别事件，但也反映「公民抗命」凌驾一切的价值观，下一代已经「被教育」了。当中，激进派系自然没有予以谴责，有人还反问为何有此现象，言下之意一切都是政府的错，变相就是只要有这个「因」，即使出现这个「果」，也是绝对合理的，变相认同此一做法及价值观。随着法治价值观的陷落，示威游行的无序化和暴力化恐怕与日俱长。

 

　　外在制约有待加强

 

　　其实，只要能够加强外在制约，包括执法力度和司法惩罚，仍然可望将法治的价值观拨乱反正。可惜的是，警方往往只会拘捕违法示威游行的主事者，客观效果就是其余参与者无须负上法律责任，「公民抗命」岂不有恃无恐？与此同时，社会上亦有意见认为，法庭往往轻判有关罪行，当然司法机关可以独立判案，不过立法层面似乎存在收紧空间。事实上，当今政治气候，尤其是「公民抗命」价值观非常高涨，要想加强外在制约无疑难度极高。君不见但凡警方执法，都有「同路人」示威抗议？君不见但凡法庭开审，也有「同路人」示威抗议？的确，港式「公民抗命」本来就是针对「法治精神」，希望透过法治方法来解决问题或恐于事无补。

 

　　那么，如何重新提振「法治精神」此一香港一直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或许，需要还原基本步——先确立道理，才肯定法律。为何示威游行不可肆意妄为？因为要顾及和平衡其它市民的利益。为何示威游行以至普通情况下不能携带武器？因为要顾及全体市民的人命安全。上述道理实在简单不过，这才是合理的「因果」，因而也成为了制度建设之下合法的「因果」；即使有所不满，亦应透过制度及民主方式处理。外语有云「Learn the Hard Way」，意指愚蠢的人总要跌过才知痛。希望本港聪明人无须「Learn the Hard Way」，不必发生不愉快事件才痛定思痛。

 

　　说到底，本港绝大多数市民还是认同「法治精神」的，惟亦要高度警惕少数激进人士的不断挑战会将此葬送。究竟，香港要重新走和平、理性的意见表达文化之途，还是朝新的方向发展，好似有人借用电影对白戏言般：「身为一个示威者，身上带同士巴拿（扳手）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