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墨迹都算「书法」

 

　　由於日常书写工具和书法「创作」的工具完全相同，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极为频繁：批覆公文、练字、写信、开药方、记账等，无不是书法活动。若以此计，现今存世的「书写遗蹟」将多得不计其数。因此，白谦慎在介绍晚晴官员日常生活里的书法活动时，特意先对概念作了界定。

 

　　「我所说的『书法』并非是指平常的事务性书写，而是指为了悬挂或是欣赏的、带有『创作』意味的书法。」白谦慎说。可即便大幅缩小定义，古人的书法活动依然多到令人咋舌。他援引晚晴重臣曾国藩的日记为例指出：「曾氏『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这段日记告诉我们，刨除公文批阅、书信往来，曾国藩每天都要练习一百个大字，还写三次《茶余偶谈》的读书笔记，有时还作诗。你很难想象，现在还有哪个高官每天会写这麽多字。」

 

　　如此勤奋的，非只曾国藩一人。潘祖荫给吴大澂的一封信中就写到「临石鼓文闷极，写一纸即撕去俟临百本后再就正耳」。潘祖荫当时官至工部尚书，相当於今天的正部级，工作之繁忙可想而知，就这样，他练字竟以「百本」计，足见有多痴迷书法。

 

　　晚晴官员的书法活动还包括朋友之间切磋书法，很多人在书信及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是习字心得。如曾国藩的友人何绍基是晚晴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曾氏时常与他切磋书法，这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酒后，与子贞谈字」「至何子贞处，观渠作字，不能尽会晤，知平日所得者浅也」。又如光绪帝师翁同龢日记里写道：「未出城，临帖，悟「戒虚锋」一语。」「迩来稍悟书法，落笔须曲折并须灵动。」

 

　　当书写变成重负

 

　　相比於练字和自娱，晚清官员为应酬而作的书法量之多更是惊人，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对联和扇面。

 

　　那麽，这个量到底有多大呢？白谦慎以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为例指出，同治十年12月18日，「早饭后……写八言对联十七副；午饭后……写八言对联五副，五言对联四十副；夜饭后……写折扇，篆书者一柄，楷书者一柄」，合计写了64副对联。

 

　　「书写量巨大，官员们只能想办法提高效率。例如，在写对联时只写对句，暂不落款，积到一定数量后一起落款，以免不断换笔。有时，他们也会找人代笔写应酬之作，像曾纪泽就曾在日记中写自己不堪其苦，而『觅人代笔，求余自书款也』。」白谦慎说，大量写字使得磨墨变成一件苦差事，清初的书法家王铎的书童就曾磨墨到「僵欲倒」的地步。1879年，一位名叫姚孟起的文人委托钟表店以发条原理制作了第一台磨墨机，总算是帮官员们提高了一点书写效率。

 

　　官员为何要写那麽多字？

 

　　官员们为何要写那麽多字？白谦慎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表示：「一方面，科举制度对文人书法具有一定的要求，再加上当时社会的书法氛围影响，使得书法成为晚清官员们日常的娱乐活动。另一方面，进入清代，朝廷废除人头税，推行摊丁入亩制度，以及玉米、红薯的引进，促成人口迅速增加。可是，官员的职位并未同比增加，中国的人情社会传统使得社会对书法的需求大增。举例而言，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乡常熟安葬，为一路帮忙打点和吊唁的人写了很多字，仅十月初三一日就『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类似这种上位者向下位者赠送墨宝、维系关系和笼络人心是普遍现象。」

 

　　白谦慎还进一步地对造成中国应酬书法形式以扇面和对联为主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巨大的墨宝需求量令到官员们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最适合、最便捷、最有效的书写方式，而只需10个字就能组成一对的对联便成为最佳选择。另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原因是，古代富人家的房子都是几进式，大门、二门、厅堂等都有悬挂对联的需要，这也使得高官名人书写的对联成为最受欢迎的「礼物」，既能凸显获赠者的品位，又能使其脸面有光。

 

　　从艺术和社会史的角度切入，白谦慎将一幅生动的晚清官员文化活动景象展现在今人面前，有趣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