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性起点

 

　　袁伟时退休前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执教，但其自身学术志趣却在於历史，尤其在清末民初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他曾着书剖析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面对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所遭受的冲击，认为清末新政尽管失败，仍然提供了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价值。

 

　　袁伟时认为中国是从清末新政开始认真接受现代文明。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到义和团事件为结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去认识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必要性，以致后来慈禧太后也明白了再不认真接受现代文明，中国必然灭亡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十年的清末新政。

 

　　「新政为旧中国带来了巨大改变，以税收为代表可以体现出当时经济发展的迅速，新政前一年最多只有七八千万两收入，而清末新政结束后，政府税收达到了两亿多两。」袁伟时说，新政带来的经济自由很明显地提高了财政收入，而这只是新政带的诸多发展之一，其他还包括经济工矿发展、贸易发展等。

 

　　此外，晚清在改革上也充满了魄力，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在法制和司法上废除宗法制，制定了民法、刑法、诉讼法，这些改革影响到了整个20世纪，让政治改革、预备立宪以及推行地方自治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晚清「夺命符」 不尊重产权与民意

 

　　虽然清末新政改革成就斐然，经济发展也很快，却因为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和一些主要经济政策、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导致大清帝国坍塌。

 

　　袁伟时指出，导致大清帝国坍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清政府不尊重产权，其为了加快铁路建设要求铁路国有化这一措施有着正确的出发点却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当时四川地区的铁路归属於民办公司，公司股份都是由老百姓集股构成，公司本身的腐败应该由股东去解决处理，清政府将其收归国有化反而给那些腐败的官绅抓住一个把柄；二是清政府不尊重民意，四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请愿开国会清政府都置之不理，四川地方政府反而开枪打死和平请愿的代表32人，最终触发了四川民众的武装反抗。

 

　　「清政府在关键时刻破坏法治，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袁伟时说。

 

　　接受文明的过程曲折漫长

 

　　19世纪中期世界风云变幻，英法俄相继入侵中国，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大潮，此时的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五四运动追求科学和民主，清王朝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面临着短时间内的剧烈转型。

 

　　《迟到的文明》一书封面上写到，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是国家、民族盛衰的生死线，其中的「迟到」点明了中国接受现代文明的过程艰难，也体现了近现代中国文明融入社会的艰难。

 

　　袁伟时说道，中国第一次接触现代文明要上溯至18世纪90年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有些西方人在广东办起第一份现代刊物，在这份刊物中介绍了什麽是法制、民主，为何人人要有自主之权。

 

　　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很多震惊世人的观念，如应该在虎门设立以私商为主的特区，官办企业办一个就好，以避免官僚的风气过重。

 

　　「魏源对官僚腐朽的了解太深了，但这些观念没有人接受，甚至执政当局不知道这本书，中国人写出的书在中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到19世纪50年代，《海国图志》在日本发挥了很大作用。」袁伟时说。

 

　　这本书的遭遇体现了中国接触文明的缓慢过程，而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真正接受现代文明的时候，有了「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袁伟时认为，当时提出这个运动是因为国家太弱了，希望通过这个运动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师夷长技以自强。

 

　　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从结果上来看明治维新成功了一半，在物质上在富国强兵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连一半的成功都无法实现，袁伟时说：「这就给我们带了一个疑问，为什麽文明给中国敲门我们却迟迟无法接受。」

 

　　现代文明三要素 自由 稳定 融入世界

 

　　中国在接受现代文明上的一再留级，在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才真正走上了正轨，从改革开放后，中国才认真接受市场主义经济，重新走上法治的道路。

 

　　在《迟到的文明》一书中袁伟时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认为获得发展的不二门法包括以民主、法制达到稳定，以自由给予人民尊严和幸福，与此同时逐渐融入世界。袁伟时指出，我们过去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是由於农民能够有支配自己所属那块土地的自由，城市中拥有可以办企业的自由，我们就慢慢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人是为了生活各方面自由自在而努力奋斗，中国的发展也就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上获得的。

 

　　袁伟时提到，中国的发展不能光谈自由，还要依靠稳定，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北洋时代有着比较充分的自由却缺失稳定，诸多先驱想尽办法来寻求中国社会的稳定，如提出联省自治、国民党的三次革命。「从那时我们就在寻求稳定，经过那麽多年的求索我们终於发现所要的稳定不是笼统的稳定，而是建立在法制和民主基础上的稳定。」袁伟时说。

 

　　最后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还应该融入世界，现在很多人一谈起日本就义愤填膺，恨不得就要与日本大战一场，这是最愚蠢的一点。「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认同中日之间的战争有弊无利，如果以中日相战来误导我们的发展思想，就会重走前苏联的军备竞赛的老路，考虑到我们今后的发展，中国必须融入世界。」袁伟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