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佛教进入打开大门

 

　　罗贞礼介绍说，中国的舍利信仰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形成的，并在「佛教中国化」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据考证，到了孔雀王朝时期，由於阿育王的大力推行，舍利和舍利塔作为佛教信仰的象徵物，被带到了古印度的周边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也就是说，佛舍利传入中国已经2200多年了。

 

　　外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始终是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和融合渗透的复杂关系中展开的，一开始也经历了强大的中国本土及内在文化的排挤和挤压。面对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的抗拒，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正是对舍利崇拜才在佛教传播逆境中打开了一扇大门。

 

　　佛教早期的传播主要是靠舍利的神异示现来先说服帝王，以至「上有所好，下必应之」，并形成了佛教中国化中庞大的信仰群体，从而使外来佛教文化能很快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原初佛教的标志物，印度舍利在中国的融合、转化与最后完成中国化、本地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舍利本身蕴含了一种信仰追求，包含了无形的精神价值，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舍利文化。

 

　　舍利崇拜扩大佛教影响力

 

　　罗贞礼研究证明，舍利崇拜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佛教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重要媒介。

 

　　早期的信仰群体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第一类是帝王及其皇室成员。初唐时期，随着玄奘等求法者和王玄策等使者不断去印度朝拜释迦牟尼的圣迹，确认释迦佛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并请回真经、「释迦真容像」和舍利后，舍利佛骨直接成为崇拜信仰的对象，供奉舍利犹如祭祖一般，出现了「帝王佛陀」印象，即寓意在帝王与过去佛陀之间既是佛法的继承，也是君主正统的继承；同时涅盘信仰在初唐至武周广为流传。这种舍利崇拜与涅盘信仰的结合，对中国帝王佛陀思想的形成也带来了特殊的影响。第二类是佛教僧侣和士大夫。他们是继帝王后具有实力的信仰者，也是舍利最忠实的信仰者，其中僧人与舍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僧传和佛教书籍中就有大量关於僧人因虔诚修法而感得舍利的记载。第三类是庶民百姓。对於庶民百姓等一般信徒来说，佛舍利同其它佛陀象徵物，如佛像、菩提树、佛陀生活用具、法器等相比，更具有稀有性和真切性的特点，而以真身为直接崇拜的对象，则更有震撼力、感召力，他们可说是舍利信仰最广泛、基础的信仰者，但他们的信仰受皇室、士大夫等上层社会的影响较大。

 

　　罗贞礼认为，佛教舍利信仰是人们表达崇佛意愿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超越佛教不同宗派的共同信仰，在崇拜佛舍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供养、安奉的流程及规范：窖藏、迎送、供养，并使其礼仪习俗具有中国化的特点。迎舍利、安置舍利、供养舍利，在李唐一代不仅是佛教的头等大事，也是唐廷的大事。这样大规模、隆重的佛事活动，不可能随意而行，都要遵守一定的礼仪、仪式。

 

　　随着舍利信仰的传播，受到中国传统习俗的影响，对舍利的安奉逐渐开始中国化，完全改变了印度传来的做法，大概从隋代时舍利石函周围开始用砖石构筑陋的墓室状建筑；到了唐代变化更为明显，如法门寺「真身宝塔」塔基下的地宫与佛舍利法门寺套函等，已彻底改为模拟中国埋藏死者的制度。另外，地宫外围的礼仪活动除了像法门寺舍利地宫瘗埋前的内道场行道和护送舍利回地宫等仪式外，还包括信众虔绕等其它仪式。

 

　　珍惜舍利内在精神价值

 

　　罗贞礼认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复活舍利内在的精神价值，实现舍利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就不存在什麽「文化冲突」，就可以实现和谐世界。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佛教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以适应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和潜在的民族心理意识，也蕴藏有使外来文化发生转变的鲜活力量。其中，舍利文化以其资源的新颖独特性、价值的聚合融合性、智慧的传播高端性等特质，在推动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舍利文化等中国佛教文化所蕴含的「舍弃自我、利益众生」的和合理念，以及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必将在实现和谐世界当中进一步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