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赵佶《听琴图》

　　后人若有機會讀今天的文獻，看到通篇的「和諧」、「文明」，或許會以為這個時代的主流正是如此，而不會想到有一種可能性是「缺啥喊啥」。今人讀宋人的文本大抵也是如此，夫子們留下大量「存天理，滅人欲」、以「天理」節制「人欲」、「道心」主宰「人心」的嚴肅說理，但他們卻比任何一個朝代的文人都更注重物質享受、更講究生活情趣，也更縱情聲色。這不禁讓人疑惑，一個精神如此分裂的文人群體是怎樣形成的？他們的生活態度對后世又產生怎樣的影響？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文人士大夫「最滋潤」的時代

　　無論北宋還是南宋，本不該是安享幸福生活的時代，因為被侵略、被掠奪的威脅始終籠罩在王朝的頭上：東北有契丹人建立的遼及后來女真人建立的金，西北有党項族建立的西夏，他們的鐵蹄隨時都有可能踏入大宋王朝的境內進行搶掠……然而，如此不愉快的時代背景下，宋代文人的生活內容依然非常豐富多彩。

　　聊城大學歷史文學院教授郭學信曾統計北宋詩人黃庭堅的《山谷集》發現，各卷提及蘇軾458 次、李伯時81次、晁无咎45次、秦少游約40 次、張耒約30 次等；而在統計蘇軾的所有著集又發現，提及黃庭堅316次、晁无咎285次、文同275次、秦觀101次、李伯時99次、張耒41次等。尽管數據中可能有重复之處，但也足見當時文人之間的交游活動是何等頻繁。

　　雅致，是宋代文人生活的另一個顯著特徵。這從南宋文人周密的《武林舊事》可見一斑，此書有一節記載了當時杭州一個達官顯貴家全年的休镕文化生活，比如，僅3月就安排了「生朝家宴，曲水修禊，花院觀月季、觀桃柳；寒食祭先掃松，清明踏青郊行；蒼寒堂西賞緋碧桃；滿霜亭北觀棣棠；碧宇觀筍，斗春」等，差不多每天都有活動。而一年365天算下來，這家人安排的活動竟多達130多種，或賞花游園，或談詩論畫，或作書彈琴，或品茶論道，比之今人的休镕生活不知雅致多少倍。

　　通過存世圖文的記載還可看到，歌妓活動滲透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整個生活中，他們不論參加公宴還是私宴、不論外出郊游還是待客都會請歌妓相伴助興，少有人以游妓戀妓為不譽之事。如蘇軾就被載常為那些與他在一起燕集的歌妓們題詩作畫，「每有燕集，醉墨淋灕，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就連鼓吹「存天理、滅人欲」的程顥亦未能免俗。據《人譜類記》載，一日二程「同赴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伊川見妓，即拂衣起去。明道（程顥）同他客盡歡而罷」。

　　總之，無論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來說，宋代都是文人士大夫活得最滋潤的時代。

　　開國定下了享受生活基調

　　學界研究認為，宋代文人雅尚的生活態度與王朝刻意推行「崇文抑武」的大政方針密切相關。

　　「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北周大將，后來發動陳橋兵變，被士兵『黃袍加身』當上了皇帝。他很擔心手下大將也效仿篡權，於是宴請諸大將，鼓勵他們「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這就是『杯酒釋兵權』的典故，皇帝希望能通過滿足官員的精神享樂來淡化他們對皇權的覬覦，此事奠定了宋代享樂今生的基調。」郭學信說。此后，宋太祖頒令規定「作宰相當須用儒者」，地方上則命「士人典州」，以后太宗、真宗及歷代嗣君都實行了以文官治天下的國策，并給文臣以優渥待遇，「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使他們具備了追求雅尚生活的物質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行「文治靖國」的同時，宋代統治者依然擔憂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局面會重演，於是又給文人士大夫以種種牽制，以及提高監察機構的權力，允許台諫官「風聞言事」，使官員人人自危。這些舉措極大地抑制和挫傷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志在當世、經綸天下的積極性。既然「身自不安」、貴賤無常，那何不及時行樂呢？因此，有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無論是明道濟世的仁人志士，還是那些具有感性冲動的浪漫文人，普遍表現出對精神享樂生活的關注和追求。他們通過品茶喝酒、游妓燕樂等活動，使壓抑的心靈獲得了自適。

　　閒雅之趣影響后世文化生活

　　宋代文人士大夫對镕雅之趣的考究，促進了宋代畫論的發達、書學的發展、金石學的异軍突起、品茗之風的大熾，而這些內容無不對后世的文化生活產生久遠的影響。

　　例如，有宋一代的繪畫主題由政治教化越來越轉向了以純為欣賞為主的花鳥山水畫，尤其在南宋時期，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成就達到了歷史頂峰。又如，茶道在宋代內容非常豐富，從蔡襄的《品茶要錄》和宋徽宗的《大觀茶論》等可知，這一時期茶藝的用具有碾、盞、筅、瓶、杓等物品，烹茶則包括炙茶、碾茶、羅茶、候湯、點茶等細節，整個過程頗具藝術情趣；許多著名文人都留下大量寫茶的詩詞，如蘇軾的《汲江煎茶》就是傳誦千古寫茶入禪之佳作，詩曰：活水還須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

　　此外，由上至下全民追求聲妓之樂的風尚，也極大地推動了對后世元明清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在元代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更多的文人階層開始游離於仕途之外，自覺地加入到市民休閒文藝的創作中。他們從兩宋以來積累的眾多世俗休镕文藝形式中吸取了大量的民間素材及創作靈感，使流行於兩宋市井坊間的小說、雜劇、諸宮調等，在元明兩代發展成為一種高度發達的時代文學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