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以來，公認的死刑判決和執行大幅度地下降——保守的說法是下降了一半;樂觀的說法是下降了三分之二。』
劉仁文 著名刑法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
死刑改革近年來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刑法修正案(九)》準備取消9個死刑罪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刑法修改條文公佈在網站上，徵求全社會的意見。條文公佈的時候，包括鳳凰網等全國各大媒體都打了我的電話，有的問題來不及一一回應。借此機會，我想就這個問題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死刑數據依舊成謎
國際國內公開的報導都認為我國現在是全世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當然我們的人口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占到五分之一。但有統計資料說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死刑量加在一起的總和也沒有我們中國多，平均數也只能占到五分之一。那麼，這就帶來問題了。
不管這個資料是真是假，我國的死刑資料還沒有公開;公開的話，可能絕對數確實比較大;但不公開的話，要說今年的死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又不告訴死刑資料是多少，怎麼證明呢?在全球化的時代裡，這些問題恐怕回避不了。
《刑法修正案(九)》實際上已經準備了快一年，本人也參與了立法機關的一些內部研討。實事求是地說，最後公佈的9個死刑罪名比我們想像的要多，我們事先覺得這一次能夠取消4到5個就已經不錯了。這給我一個啟發——是不是更高層的領導有時候思想比我們還要開明?覺得死刑問題小打小鬧地解決，恐怕無法應對社會上、國際上對我們人權態度的指責。
就算這一次這9個死刑罪名全部取消，我們還有46個死刑罪名。從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以來，公認的死刑判決和執行大幅度地下降——保守的說法是下降了一半;樂觀的說法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死刑資料是多少，還是不能公開。因為這個數字太大了，公開以後可能在國際上更不好說話、更被動。所以，現在的任務非常艱巨。
廢除死刑是國際趨勢
這一次《刑法修正案》取消了9個死刑罪名出乎我的意料。早在3年以前的2011年，我們第一次取消了13個死刑罪名，那一次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那時候我們想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國要減少死刑會從哪一個罪名開始下手，沒想到立法機關不是只減少一個，而是一下拿掉了13個死刑罪名。
再往前，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在2005年，我們參加一個國際人權對話，當時有西方學者就說，如果中國不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對死刑作一些根本性的變革，就會抗議奧運會。我當時就說，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飽受西方國家的欺負，現在中國已經強大起來了，難道因為一個奧運會你們抗議我們就修改死刑嗎?
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承認，在2008年的奧運會之前，也就是2007年，我們把死刑核准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了。雖然表面不說，實際上它是基於國際社會的壓力。所以，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經濟上的實力已經是舉世公認的了，但是制度上以及其他的方面，我們要跟上來。
從2007年死刑下降一半，到2011年一下減少13個死刑罪名，到這一次又準備取消9個死刑罪名，應當說步子比我們想像的要更快。但是現在仍然不能公開我們的死刑數量，因為公開以後這個數字可能與國際社會的期待離得很遠。國際社會現在是什麼情況呢?70%以上的國家(大概是190個)在法律上或者事實上已經廢除死刑了，還有不到30%的國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實上還保留死刑，但是實際中真正執行死刑的微乎其微。
我看到《參考消息》上的一個報導稱，2012年全世界只有21個國家真正執行過死刑。其中包括像日本每年都是10個以下;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國，每年也是10個以下;美國現在每年大概是三四十個。相比較而言，我們國家的數字比它們要大得多
儘管從2007年以來我國的死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相對國際上這樣一種廢除死刑的趨勢——只有二十幾個國家包括臺灣地區，執行死刑，並且每年就執行幾個，就不可同日而言了。
“最嚴重的犯罪”到底該如何定性?
有一個國際公約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個公約在1998年我們就簽署了，簽署以後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一直到現在，這個公約都沒有被批准。因為批准以後，我國每年都要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報告，說明這個公約的有關條款落實得如何，這是成員國的義務。包括去年的廢除勞教制度，一系列的改革都在朝著這個公約的要求進行，如果不廢除勞教，公約裡面的這一條款我們就很難去兌現。
這個公約是1966年在聯合國通過的，那個時候世界上的多數國家還有死刑，公約要求世界各個國家盡可能地廢除死刑，但是實在做不到怎麼辦呢?“死刑只能夠適用於最嚴重的犯罪”這個條款怎麼理解?什麼是“最嚴重的犯罪”?伊朗認為通姦也是最嚴重的犯罪，朝鮮可能有另外的解釋，中國過去認為盜竊罪也是最嚴重的犯罪，而現在我們又說貪污罪、受賄罪是最嚴重的犯罪。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或者標準不一樣，大家都亂用這個條款，各國都可以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沒有違背公約的要求，使用死刑的罪名都是最嚴重的犯罪。
“最嚴重的犯罪”到底該如何定性?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此作了一個解釋：最嚴重的犯罪一定要跟剝奪他人生命相關的暴力犯罪聯繫起來。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比如中國銀行廣東支行的三個行長逃到美國去了，中國跟美國談判，要求把他們引渡回來。美國說，你不能判他們死刑，你要判他們死刑就不能引渡他們回去。加拿大也是這樣。為什麼賴昌星好幾年不回來?加拿大說不是我不願意送回去，送回去以後我們加拿大很多人權(非政府)組織要狀告政府違反《憲法》。因為加拿大的《憲法》是廢除了死刑的，明知道這個人送回中國要判處死刑還給中國送，那政府就下不了臺，總理都可能下不了臺。所以一直到2011年中國廢除了走私罪的死刑，加拿大才同意把賴昌星送回來了。
但是對於美國，大家就奇怪了，美國自己也有死刑，為什麼還反對?這是因為美國的死刑是針對一級謀殺罪，所以從法學專業角度說，美國的刑法思想就是死刑針對的是一種暴力犯罪，是故意去謀殺別人，而不是一種過失犯罪、也不是被害人有過錯的一種犯罪。只有這種情況美國現在是保留了死刑的。按照美國的理解，“最嚴重的犯罪”不能適用於這種非暴力犯罪，貪官、腐敗分子判刑罰可以，但不能判死刑。所以我們答應美國，這些人引渡回來以後會判得比較輕，美國當時要求判15年以下，我們也得答應。這個問題現在就比較尷尬了，賴昌星這個案子，底下已經有二十幾個人判了死刑，頭號分子現在卻不能判死刑，恐怕老百姓也不好理解。
死刑改革無禁區
應當承認我國現在在這些方面的進步是很快的：過去我們修改刑法，哪種罪嚴重了就增加死刑，但這些年死刑基本上沒有增加，而是減少。我記得在立法機關徵求專家學者意見的時候，我說希望立法機關多廢除幾個死刑罪名。立法機關有的領導同志跟我講，你不要寄予太高的希望，能把這5個死刑罪名取消就已經不錯了，問題是徵求人大代表和各個司法部門的意見後，這5個死刑罪名還不一定能夠取消。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公佈給全社會的是9個死刑罪名被取消，這意味著什麼?應該說有時候中央最高決策層的思想還走在我們的前面。
不過，就算這9個死刑罪名全部取消了，還有46個死刑罪名，任務還很艱巨。這46個死刑罪名裡面還有大量的非暴力犯罪，即便暴力犯罪裡面的故意殺人罪也要區分很多情況。那些嚴重的故意殺人罪肯定是要判死刑，問題是故意傷害罪也判死刑，就會導致這樣的犯罪心理：反正殺人是判死刑、傷害也是判死刑，還不如殺人滅口，可能這個案子就破不了了。所以，不僅非暴力犯罪要進一步減少死刑，暴力犯罪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論。
再者，這次的《刑法修正案(九)》有一些情況是關於“軍人違反職責罪”的，涉及國防這一塊的，也有兩個罪名。過去我們在徵求意見的時候提，有人說部隊、國防這一塊你不要去碰它，還有“危害國家安全罪”也不要去碰。但是現在看來，不是不能碰的，這些問題都要去研究。死刑改革應該是全方位的，沒有禁區。
編者按：11月8日，由法治週末報社、鳳凰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深圳福田區政府聯合策劃、組織的“法治的突破：1978—2014影響中國法治圖書評選”暨新民說法治通識文化系列講座在深圳繼續舉行。著名刑法學者劉仁文作了《死刑的改革與法治發展》的精彩演講。鳳凰網作為該活動主辦方之一，獲授權獨家發表演講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