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 梁 佛首 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博物館藏

　　【香港商報網訊】從2011年至現在，深圳博物館先后策劃展出了「法相莊嚴—山西博物院藏佛教造像珍品展」、「清新俊逸—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造像展」、「蜀韻佛光—四川成都萬佛寺出土佛教造像展」以及「玉石梵像—故宮藏曲陽出土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展」，而其中引進的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佛教造像被譽為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據深圳博物館古代藝術研究部負責人黃陽興介紹，深圳博物館希望通過對中古佛教藝術的研究、展示，讓人們能夠更多的親身去感觸和體驗，通過佛教造像的發展也讓大家了解在中國民族大融合，中國文化逐漸走向上風、走向高峰領域時期的中西文明交流所帶來的藝術的美感。香港商報記者朱求真

　　黃陽興：

　　江西臨川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深圳博物館古代藝術研究部負責人，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中國藝術史研究，曾負責多個古陶瓷、書畫以及佛教造像等古代藝術文物特展的籌辦。

　　中外交融超玄學之美

　　對於佛造像歷史，筆者不甚了解，有意向黃陽興多請教一些佛造像歷史的知識。黃陽興一邊斟茶，一邊對中國佛造像歷史娓娓道來。他介紹，與現實雕刻之美不同，佛像之美首先與宗教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寄託著人們對佛國世界的美好祈盼和向往，而中國化了的佛像，濃縮著當時普羅大眾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從哲學的高度上，詮釋了佛教高於生活的藝術之美。黃陽興說，在傳入東土之前，古印度的佛教雕像多袒露右肩，菩薩像則上身多裸露，不少少女神像則表現豐乳、細腰、寬臀部等特徵。而隨著佛教傳入中國、逐漸東進，佛像也在不斷地被中國化。中國化了的佛像不僅反映著中國人的審美理想，還折射著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民族精神。學界認為，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褒衣博帶服飾；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黃陽興告訴記者，南朝佛像古樸生動，更為理想化，更注重通過細微的面部神情和體態細節，刻畫佛像內心的精神境界。南朝的佛像，面容表情大多安詳恬靜，但如果細細端詳，還會更多地體味到其中的莊嚴慈祥、悲天憫人，以及容忍苦行之后那種恬淡而寬廣的喜悅……北魏孝文帝遷都

　　洛陽后，采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采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比如說北魏中晚期，實際上佛教造像藝術形式受到了孝文帝改革以來的這種漢化風氣的風氣的影響，其實就是一個漢化式的佛教藝術，而這時漢化主要表現在漢式的服飾、冠帽等這些妝扮，以及漢族容貌、傳統雕刻技法等特徵出現在佛像上。」黃陽興說，像早期的大同雲崗石窟時期，其實佛像的漢化還比較少，更多的是來自西域的影響。到了洛陽龍門石窟時期，佛像穿上了褒衣博帶這種所謂魏晉名士風度的衣服了，人們需要體現一種超越魏晉玄學之上的理想人格之美，其實就是要把佛塑造成為一個哲學化、玄學化的人物形象。這種藝術形式到了東魏和北齊又不一樣了。東魏和北齊為什麼不一樣呢？這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的變遷。黃陽興解釋，北魏晚期發生了反漢化潮流的一次叛亂，史稱六鎮起義。就是這次叛亂導致了北魏分裂為鮮卑守舊軍事貴族控制的東魏、西魏。此時期文化上處在一個胡化的階段，這個潮流完全是反漢化的。黃陽興強調，佛教藝術其實是伴隨歷史、政治文化的變遷在改變著他的風格，任何藝術風格的變化，不可能僅僅是工匠的創造，而是和整個政治文化的變遷有非常重要的關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佛像再一次變化，從褒衣博帶式的佛像，開始向融合印度佛像藝術傳統的回歸。這個回歸印度的傳統，大概就在東魏晚期到北齊的早期，漸漸的完成了，黃陽興說：「這就是北朝晚期整體西胡化的整體的歷史背景下，所以我們才看到無論是曲陽還是在青州，他都有這樣一種潮流，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在發展。」

　　盛世氣象世俗人性之美

　　經過兩晉至隋的五百多年發展，到七、八世紀的唐代，中國佛教發展的發展進入全盛時期，佛教造像藝術也空前的繁榮和發達。黃陽興說，初唐武則天和盛唐玄宗統治年間是唐代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兩個高峰。「有唐一代，曲陽所產白石源源不斷地運往長安、洛陽等政治文化中心，成為皇室貴族以及各大寺院制作精美佛像的高級石料。曲陽出土白石造像最晚的紀年是天寶九年（750），安史之亂后，由於戰亂等多種復雜原因而無復輝煌，未再出現大的造像運動和雕刻作品。」經過安史之亂之后，這種大唐氣象之美在慢慢萎縮。同樣豐滿婀娜的佛教造像，卻日趨笨拙。黃陽興指出，世俗化是唐代佛教造像的典型特徵，其風格上表現為宗教意義上的神性氣質減弱，而更多地加入了世俗人物性格和純粹現實主義藝術精神。因此唐代造像一改北朝肅穆的氣氛，往往形象生動，表現強健有力的胸腹肌肉，整體雄渾大氣，特別是軀體成S形狀的菩薩造像，那種豐腴健美與婀娜多姿的體態令人印象深刻。唐代佛教造像中最具藝術美感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各類菩薩圖像。隨著日常生活不斷融入宗教觀念中，菩薩造像在唐代表現出強烈的世俗性特徵。道宣《感通錄》論造像梵相，謂「自唐以來佛像筆工皆端嚴柔弱，似妓女兒，而宮娃乃以菩薩自誇也」。「菩薩隨身飾物多簡潔，一般梳高髻，體態豐腴肥美，大多呈S形，胸腹袒露，肌肉微微隆起，腰部纖細，婀娜多姿，雍容典雅，充分體現出唐代佛教造像高度寫實的精神追求和形神具備的藝術魅力。」佛造像為什麼又有這樣一種風格的變化？黃陽興說，其實這里面的變化也很有趣，一方面是反映了大唐文化兼容并包的這種自信，這種追求世俗之美的這個方面，確實大唐文化有他的盛世氣象存在。另一個方面，也反映了絲綢之路暢通中西文化交流日趨方便，世人對於吸收和融合印度本土佛教造像藝術的一種創造性成就。

　　民族覺醒 儒學氣質之美

　　時至宋代，民族意識的日漸覺醒同時伴隨著對外來文明的一種排斥、抵觸，這就是唐宋變革中的重要的文化變遷。政治、文化的變革引發儒學復興。在這種推力之下，宋代是用自己的文明，確立起一個文化的高度，在黃陽興看來，這種高度既體現在儒學上也體現在政治上，乃至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

　　「與此同時佛像的藝術也在轉型，從以前中西文明交融的大唐氣象，轉變得更加具有儒家文化的這樣一種溫文爾雅的、具有內在修養的這種文明之中。此時溫柔敦厚的風格開始出現了。」黃陽興指出特別是觀音造像。雖然還有一點唐代的遺韻，但是卻沒有唐代那樣一股氣勢凌人的感覺，更多的是一種內在的自信、自覺的意味增加了。黃陽興說，觀察宋代的菩薩，特別是南宋的菩薩，真的就是一種非常溫文爾雅、非常內秀、內斂的一種沉思氣質。這種藝術形式是在儒學和禪宗共同融合之下形成了宋代佛像的文化氣質，乃至以后的明清佛像，就更加沿著這條路發展，形成了一個既有世俗情懷又具有濃郁儒學氣質的佛教藝術。黃陽興介紹，中古佛教藝術系列特展時間主要是集中在南北朝到隋唐時期，這時期的佛教藝術專題在國內其它博物館并未形成系列，這是深圳博物館利用全國藏品的優勢致力於打造自己特色的展覽項目。黃陽興強調，這些精美的佛教藝術造像對研究中古社會史、文化史、宗教信仰、藝術史都有非常重要的資料價值。縱觀魏晉至唐宋佛教藝術的發展，黃陽興指出佛教造像藝術出現三個高峰，其一，南朝佛像給人一種玄學的沉思的美感，這是哲學化的理想人格之美，達到了既有魏晉藝術精神又有外來文明影響的最高的哲學高度。從哲學意義、美學、倫理上講，南朝佛像的高度是最高的。其二，而從寫實主義、人間藝術、親近於人的藝術角度而言，唐代佛像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其三，宋代佛像創造的屬於融合儒學和禪學傳統的一個高度，在藝術上達到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其實也是中國佛像文化、中國化所到達的另一個高峰。這也是通過儒學、禪學來表達出來的一種美感。黃陽興最后指出，如果一定要用簡單的詞語來總結唐宋以來的佛教藝術，那麼六朝時期最重名士風度的氣質，唐代崇尚中西文明交融的法度與寫實之美，兩宋則推崇溫柔與意境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