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如何教育「官二代」，歷來就備受關注。古代有見識的官員，都相當重視家庭教育，都有嚴格的家訓，都期望后代能成才，知書達理，以維繫良好的家風，延續家族的良性發展。

　　力戒兒孫奢靡浪費

　　宋代孔平仲的《續世說》記載，北魏貴為司空的長孫道生，一生清廉節儉，騎馬時用於遮擋塵土的一條熊皮做的障泥，總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縫，多少年都不換新的。兒輩們見父親這樣，也都自覺地勤儉節約。皇帝派人編寫歌詞稱頌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號召全國的官員都來學習崔浩的慧智和長孫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盧承慶博學有才干，曾任宰相，臨終時交待兒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殮，不要用牲畜祭奠，墳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認就行了，不要過於高大寬廣；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槨，那樣太浪費了；碑文只記載官號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許多漂亮話在上頭。」這無疑是對兒孫的一種言傳身教，在旖旎繁華、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儉樸平實、不尚浮華，絕對也是有益世風的正能量。

　　必須讀書明理

　　中國古代的官員，自古就有立「家訓」的傳統。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訓》中諄諄教導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來，讀書比奢華的衣食更重要。晚清名臣曾國藩對后代的教育也相當重視。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九歲的兒子曾紀鴻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教育九歲的兒子要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這樣的期許較之一般的儉樸教育顯得境界更高。

　　古代官員在外做官，囿於公務以及交通不便，長期回不了家，沒有如今發達的通訊工具，與家人聯繫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員的「家書」成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種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禎的《池北偶談》記載，明神宗時的禮部尚書沈鯉在京為官，常寫信給商丘老家的兒輩，對他們的約束極其嚴格：出行上，不許兒輩「出入公門，招惹是非」。并且，他還經常寫信提醒兒輩「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顯然這是要家人遵紀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