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洪亮從7層高的文峰塔跳下去之後，他引發了一系列攸關官員抑鬱症的話題。和此前媒體從業者因抑鬱症自殺類似，相關的輿論熱衷於將其歸納為一種現象。

　　官員抑鬱自殺只占很小比例

　　細心的媒體會從公開報道中進行統計，發現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級官方認定為自殺的官員達112人，其中省部級官員有8人，廳級官員22人，處級官員30人，處級以下官員52人。

　　這個數字，會被用來強化官員抑鬱自殺比例高企的結論，一如此前媒體人所面臨的遭遇。

　　可是，很簡單的常識是，每年十餘名官員自殺——即便其全部因為抑鬱，也是一個非常小的比例;如果你將此和全球有3%-5%的抑鬱症患者聯系起來思考的話。

　　如果每個清潔工的自殺也都能經由媒體進入公共輿論空間的話，相信我，他們的自殺比例只會比官員或媒體人更高。

　　如果你不是雞湯式勵志文本的信奉者，你就應該知道，無論是官員，還是媒體人，他們的整體壓力只會比那些在生存線上下打轉的職業群體低，低太多。

　　這基本是一個概率的問題。在3%-5%的抑鬱症患者中，有些是抑鬱程度較輕者，有些則相形嚴重。並不是每個抑鬱症患者都會自殺，這和是否接受科學的治療以及境遇好壞有關。但總有一定比例的抑鬱症患者，在自覺愉悅感完全喪失的情況下，會選擇拋棄這個世界——他們首先在心理上是感覺被這個世界拋棄了。

　　抑鬱症並不完全和壓力有關，很多人遭遇山大的壓力，但不會形成疾病意義的抑鬱狀態。也有很多抑鬱症患者，其實並沒有被過多的生活壓力所困擾。

　　但對於一個已被確診的抑鬱症患者而言，他所面對的壓力大小，卻有可能成為其是否選擇活下去的一個理由。

　　雖然還不能做出抑鬱症是遺傳性疾病的確切結論，但醫學統計顯示，它具有家族集中的“遺傳傾向性”。

　　有的報道稱，自殺官員因接受調查而患上抑鬱症，這基本也是想當然的說法——抑鬱症的病因雖無明確科學結論，但基本可以肯定有生物和神經因素，外在壓力最多只是觸發條件。

　　這和幾例官員與記者自殺，就強調行業群體的負重和壓力一樣，映照出大眾輿論對精神疾病的低認知程度。

　　抑鬱症患者不應被職業歧視

　　最離奇的是，有意見領袖在微博呼籲“以後組織部門提拔幹部，要進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檢查。患有抑鬱症就不要提拔了”。

　　這種精神歧視並無正當理據支持。抑鬱症患者的工作能力和責任心並不一定更低，很多業內傑出人士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據報道，蔣洪亮對工作有畏難情緒，這是個案表現，在此問題上組織部門或需尊重個人意願，但不能因此得出不要提拔抑鬱症的荒謬結論。心理健康檢查誠然必要，但它不應被用於職業歧視的目的。

　　有的被曝光的部分自殺官員，是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的中途，尋了短見。“組織調查”所構成的現實壓力，可能就成為壓垮這些本就有精神疾病官員生存意志的稻草。

　　但站在民間的視角，大眾總有個疑慮，他們懷疑自殺官員是否真的患有抑鬱症。這與其說是對精神疾病的不了解，毋寧說更多是因為對一些官方結論的不信任。

　　在互聯網上，我們能看到這樣的質疑，它會消解人們對反腐正當性的認知。這要求有關方面應盡可能公開與個案相關的信息。

　　這個時代是在快速發展著，民間對媒體和政府的期待也在升高。面對官員因抑鬱症自殺，媒體需要傳播正確的抑鬱症知識，而相關部門也應該快捷有效公開信息。 (作者：韓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