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名壺

　　1982年，我剛從北京大學經濟系世界經濟專業畢業，分配到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工作。當時的工作，是在該報國際部分管工業和科技報道。這是一個看似平靜、沒有重大新聞波瀾的崗位，每天按部就班、“例行公事”般的報道國際工業和科技新聞，顯得好平靜、好無聊、好生沒有刺激。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國內百廢待興，思想異常活躍，改革的呼聲四起，各種探索和突破如雨後春筍。新聞界也在報道上大聲疾呼，為改革、為發展不遺餘力，一時間，中國大地上改革事件、改革人物、改革爭論一再成為大熱點，成為報紙頭條的主要話題。和這些內容比起來，國際報道顯然沒有這麼多激情和興奮點，這讓初出茅廬的我們未免有些掃興。然而不久之後，一場宏大的新聞戰略性報道在這裡展開，不僅在新聞界引起重大反響，更在科技界、企業界和經濟學界引發地震般的衝擊，甚至對當時最高決策層的決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就是1984年獲得全國好新聞“特別獎”、經濟參考報持續進行的“新技術革命”的連續報道。我有幸作為分管的編輯，直接編輯和組織了一批稿件。雖然當時還只是個“小編輯”，對於組織報道、策劃報道、研究和擴大報道的影響力還十分有限，但畢竟從頭到尾參與了這一重大報道行動，對當時編輯部的策劃、報道步驟較為清楚，至今回想起來仍激動不已。

　　《大趨勢》——驚動中國最高層

　　經濟參考報第一任總編輯李琴在回憶“新技術革命”報道時，詳細披露了“一本書”改變主流看法的過程。她是從臺灣報紙上先看到《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這一報道的。以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開放程度評判，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的經典之作《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進入國人的閱讀，實在不算遲。這本勾勒“人類先後經歷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今將逐步進入信息社會”的著作，在美國出版僅一年後，即被擺在國人面前。

　　1983年春，北京宣武門東北，南新華街西側，前孫公園胡同的一間平房裡，李琴因腿骨骨折在家靜養。新華社總編室每天派人將報紙等資料送來。依照李琴叮囑，臺灣《經濟日報》必不可少。這份新華社僅有的臺灣《經濟日報》是在《經濟參考報》創刊後不久，根據李琴的主張訂購的。在當時，訂閱它必須經過上級單位批準，傳閱範圍亦受到嚴格約束。時任經濟參考報副總編輯的陸亨俊晚年回憶說，“我看了半個多月臺灣《經濟日報》的連載後，感到還是提出不少重要的觀點，不過翻譯得不好，文字很別扭，但又沒有原文可以核校，而且臺灣把‘信息’都譯成‘資訊’。所以我決定取其要點加以改寫成《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

　　這樣，1983年6月14日，《經濟參考報》在四版頭條位置刊發《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大趨勢>一書內容介紹(上)》，主標題套紅，署名是陸亨俊的筆名“姚駿”。兩天後，報紙又在同一版面同一位置，以同樣的套紅標題，刊登了《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大趨勢>一書內容介紹(下)》。我們不得不佩服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的眼光和改寫精編能力。從《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的冗長書名，到《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言簡意賅，對當時讀者、管理層和最高決策層，震動極大；關於信息社會的概括，以往從未聽說，我們早已經習慣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劃分，突然被“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的“三分法”打碎，真如大夢初醒、頓開茅塞一般。

　　現在，信息爆炸時代已經到來，很難想像一本書的影響會有這樣大。但是在當年，這本全球銷售上千萬冊的著作被介紹到中國來，對當時的中國了解世界、思考未來、研究對策，極有參考價值，其衝擊力之大現在難於理解。

　　1983年6月，《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見報後，時任國務院領導的辦公室來電話對這一主題表示關注，同時詢問《大趨勢》一書國內有沒有譯本。這個電話讓李琴倍感激動。這說明，《經濟參考報》對《大趨勢》一書的介紹在第一時間納入中國高層的視野。她回顧說：“當時我對新技術革命這個問題看著感興趣，但對其真正的重要性並沒有那麼深刻的認識。高層一來要書，更加引起我們對問題的重視。”報 社 編 輯 部 迅 速 確 定 兩 件 事情：其一，通過新華社圖書館請新華社香港分社購買《大趨勢》英文版；其二，加大對新技術革命的報道力度。

　　7月，《大趨勢》英文原版書送至報社編輯部，陸亨俊等人翻閱後當即決定：自己動手翻譯。一本書被撕拆成三個部分，報社負責國際報道的趙英琪、孫道章、路林沙和王金余夜以繼日，在國慶節前夕完成譯文初稿。10月4日，《經濟參考報》刊登了自行翻譯的《大趨勢》一書的《結論》上篇———《一個奇妙的時代》。

　　當日下午，陸亨俊接到從新華社社長室轉過來的索書電話。電話是從陳雲辦公室打來的。不久後，李琴獲悉，中央在10月9日於中南海召開了“新產業革命及其對策”的座談會，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發表長篇講話《應當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強調要認真研究新技術革命動向，並且明確指出，我們在“立足當前，努力把目前各項工作做好，同時應當高瞻遠矚，展望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趨勢。”

　　為新技術革命浪潮鼓與呼

　　怎麼幹？新華社駐東京記者張可喜給出一條日本媒體的報道思路。1983年7月，張可喜回國休假時告訴編輯部，日本大眾媒介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這一新動向、新形勢高度關注，通過大量報道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日本經濟新聞》從1982年開始，就以“新產業革命”為主題，動用各種手段，如報紙、雜誌、影視、書籍等，為“新技術革命”、“新產業革命”開展了造勢運動。報社很受啟發，即刻決定參照日本媒體的做法，展開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

　　編輯部與張可喜敲定，由張可喜為《經濟參考報》撰寫五到七篇的系列報道，介紹日本的新產業革命。隨後，報社向新華社各駐外分社發出電報，要求記者集中力量採寫有關新技術革命的情況。隨後，張可喜發回的一組六篇系列報道《日本新產業革命介紹》於10月4日至24日率先亮相。

　　10月25日，《經濟參考報》在頭版刊發赴美訪問的原報社副總編輯丁仰炎對《第三次浪潮》作者阿爾文·托夫勒的專訪。報社對托夫勒的專訪做了“破格”處理----在頭版頭條位置加花邊刊登針對專訪的評論文章《能否跳過某些傳統工業的發展階段》。陸亨俊後來慨嘆：“一個西方經濟學者的談話居然如此突出，當時也只有《經濟參考》敢這樣做。”此外，像祝壽臣對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的採訪報道，柳毅對中央有關領導的採訪報道等，都對新技術革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和詮釋。

　　編輯部利用新華社編輯世界各國的分社優勢，廣泛約稿，從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歐洲的分社，到到蘇聯東歐國家分社，再到一些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的分社，約稿、求稿不在話下；新華社記者的採訪範圍一再擴大，採訪對像從科技界、官員再到產業和企業界，報道領域從最新科技成果到商業化生產，各路稿件紛至沓來。從1983年6月到9月，《經濟參考報》發表的有關新技術革命的報道有160多篇；10月份更是“火上澆油”，一個月內就刊出了150篇。截至當年年底，《經濟參考報》刊登的有關新技術革命報道達400多篇。當時，許多中央媒體來經濟參考報取經，探討如何進行新技術革命的報道；許多科研院所、高校和企業，來到編輯部來邀請陸亨俊等高層編輯前去報告。連我們幾個一般編輯，也受邀到不少單位演講新技術革命的形勢和任務。

　　國際報道開路，國內報道也緊緊跟上。《經濟參考報》深入挖掘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問題，探討了中國如何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可能途徑；對於剛剛出現產業聚集可能性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對於知識分子如何攜帶技術“下海”，如何利用高校和科研機構優勢走向市場，如何加快中國科技成果迅速向產業化轉移，等等。

　　由於報道的廣泛影響力，以及涉及新技術革命的深度和廣度史無前例，1984年，《經濟參考報》 “新技術革命”的系列報道榮獲當年全國好新聞“特別獎”。

　　就在《經濟參考報》熱情十足地為新技術革命、新產業革命鼓與呼時，節外生枝的聲音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那些雜音的主要論點是：這種說法不科學，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報刊正在討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之時，怎麼還有“朝陽產業”？是美化帝國主義，是搞“精神污染”；電腦真有這麼神奇嗎？當年原子彈不是也吹得神乎其神，毛主席一句話，原子彈也是紙老虎，不就破除了迷信了嗎？如此等等，編輯部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新華社領導對此並不在意。李琴認為，它們不是主流聲音。在全國媒體和各界人士的呼應下，這些雜音很快被沖淡；在信息產業的發展洪流和世界新的技術革命衝擊下，這些保守觀念逐漸成為笑談。

　　新技術革命：從新聞報道走向決策

　　當大量報道密集湧出後，情勢出現了變化和飛躍，新產業革命問題從輿論造勢階段步入政府實質行動階段，但就新產業革命的叫法是否妥當的問題產生分歧。

　　1983年10月9日，中央決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任組長，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和國家計委副主任張壽為副組長，召集一批專家學者成立“新產業革命對策小組”。

　　10月中旬，李琴前往參加了由馬洪主持、規模僅一二十人的小型會議。會議確定了“對策小組”組成名單，包括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以及大學裡的專家，共約120人。李琴、陸亨俊和丁仰炎作為新聞界僅有的三個人名列其中。李琴回憶，11月24日，“對策小組”討論時，來自各部委的官員們、各領域的專家們對於一定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認識一致，但就新產業革命的叫法是否妥當的問題產生分歧。

　　《經濟參考報》報道之初，較多使用了新產業革命一詞。當然，一旦問題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稱謂就不能繼續隨意　議集中在兩點：其一，西方國家稱之為“the Industrial R evolution”，“Industrial”一詞應譯為“工業”還是“產業”；其二，從影響範圍和影響力看，應定義為“技術革命”還是“產業革命”。

　　其實，背後的真正因素是，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的認識水平還受到許多限制，對傳統的“經典”不敢越雷池半步；保守勢力還很強大，他們尋找各種理由攻擊改革舉措、開放思路；關於產業革命的定義和主要內容，因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早有定論”的概念，所以如何突破顯得極為謹慎。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顧慮：這樣大的技術進步和產業變動，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評價不能過高。最後選定了“新技術革命”作為對這一輪科技和產業巨大變動的定義，顯然是多種力量的博弈，最後使用了當時風險最小、可接受程度最高的中性詞彙。有關部門為此專門下發文件，要求在公開宣傳中一律稱為新技術革命。從中央定調之後，我們的報道也就統一使用了“新技術革命”這一稱謂。

　　多年後，我在一篇文章中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回過頭來看，可能用產業革命來定義這個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革命性變化的創新更為準確，因為，這不是僅僅發生在某一技術領域的發現或發明，而是同時在一系列重要科技創新後形成了巨大的新主導產業，對人類生活方式、產業結構都產生了史無前例的影響和變革。它完全可以媲美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以電力和內燃機為代表的第二次產業革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次大規模的產業創新給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變化已經越來越清楚，稱之為具有歷史意義的產業革命是是當之無愧了！

　　不久之後的1986年，一項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橫空出世，這就是863計劃。863計劃出臺，意味著中國最高決策層對科學技術發展在經濟社會進步中的決定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於動員舉國力量開展科技進步，有了具體和可行性強的措施。雖然不能說《 經 濟 參 考 報 》 新技術報道直接促成了863計劃的推出， 但 在 那 場 滾 滾而 來 、 難 以 抵 擋 的 新 思 潮中，《經濟參考報》的報道似奔騰的激流，衝擊著國人的技術觀、發展觀、歷史觀，打開了決策高層和知識界的視野和思維，間接促成了決策高層制定大力發展科技事業、面對新技術革命浪潮而迎頭趕上的戰略部署。

　　根據中共中央《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精神，863計劃從世界高技術發展的趨勢和中國的需要與實際可能出發，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激光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也許是巧合，在《經濟參考報》“連篇累牘”的新技術革命報道中，所開列的主要高技術領域大致相同。

　　國際報道為何唱了主角

　　回顧這場轟轟烈烈的報道，有幾處值得總結的地方。

　　其一，國際報道佔據如此重要位置，在新華社報道中機會很少，這也在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整個社會渴望知道外部世界，渴望了解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現在，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與國外的差距已經縮小，但是，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發達國家的漫長征途中，依然要虛心向世界先進水平學習。作為媒體，固步自封、自我滿足、妄自尊大要不得，永遠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其二，作為媒體，對新聞熱點的追逐是永恆的主題。在多數情況下，在人文領域、社會科學領域、政治法律領域等，容易出新聞，容易出現新聞人物和重大新聞事件。但是也不要忘記，科學技術是社會強有力的推動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科技進步的重要作用。現在，媒體也在關注科技發展新趨勢，關注各國科技引導政策，但和對政治、軍事、經濟甚至娛樂的關注程度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科技發展是一個逐漸量變的過程，等到突變到來時，媒體將措手不及。

　　其三，關注媒體報道對產業發展和宏觀決策的影響。一般說來，產業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政策的制定主要由決策層決定。但是，媒體要走在發展的前面，要有世界視野，要有引導和引領重要受眾的主動性。關鍵是媒體的報道質量和報道的超前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