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嘉琛

　　前不久看了莫妮卡·萊溫斯基在TED大會的一段演講，主題是《羞辱的代價》。這位白宮“拉鏈門”事件的當事人，在沉默多年之后出人意料地站出來，講述互聯網如何令她一夜之間從一個無名小卒變成了讓全世界羞辱的對象。萊溫斯基呼吁公眾對網絡暴力說“不”，她希望自己的經歷和努力，能幫助一些人減輕痛苦。

　　萊溫斯基這段充滿正能量的演講獲贊無數，很多人都在社交媒體上轉發和分享。不過，這段演講并沒有幫到24歲的臺灣藝人楊又穎--4月21日，楊又穎在家中自殺，遺書顯示她曾長期遭受“網絡霸凌”并因此出現睡眠障礙。事件發生后，眾多明星集體發聲抵制網絡暴力，也有不少人呼吁通過立法防范悲劇重演。

　　楊又穎不是第一個被網絡暴力“謀殺”的藝人，韓國著名影星崔真實幾年前也是因不堪網絡謠言的壓力而輕生。楊又穎事件后，有媒體盤點發現，很多藝人、政客等都曾是“網絡霸凌”的受害者。事實上，如今網絡暴力傷害的對象早已不限于公眾人物，有不少普通人同樣飽受“網絡霸凌”的煎熬--最近，臺北市衛生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67%受訪者表示曾在職場有實際或潛在被霸凌經驗。

　　毋庸贅言，網絡技術的發展讓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捷，但由于其匿名性、零門檻、瞬時性等特征，網絡表達的負面效應也飽受詬病。萊溫斯基演講中提到的“羞辱文化”，就是網絡表達帶來的一種文化病癥。網絡放大了人性中的某些陰暗猥瑣的力量，無限倍數地助長了網絡煽動、侵犯個人隱私和“網絡霸凌”亂象。

　　這種“羞辱文化”就像是在虛擬世界隨意拋石，任何具有傷害性、侮辱性和煽動性的言論等，都是“網絡霸凌”參與者的武器。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帶有惡意的信息，比一般網言網語更容易被圍觀和轉發；一些與公眾人物相關的信息（有時純屬謠言），常常備受矚目。這些都會讓被“網絡霸凌”者受到更多傷害。

　　楊又穎之死，讓不少人呼吁通過立法手段治理“網絡霸凌”亂象。從現實來看，韓國、德國、美國等國確有一些針對網絡暴力傷害的法律和判例。不過，通過增加違法成本的方式來抗阻網絡暴力傷害，固然是一個努力方向，但卻并非藥到病除的靈藥。如果不能把握好度，還可能會因噎廢食對網絡時代的表達自由造成限制。因此，從根源來看，治理“網絡霸凌”歸根究底要改變網絡“羞辱文化”。

　　“羞辱在同理心之下無法存活。”對他人抱有基本的同情和關愛，是化解“網絡霸凌”病毒的抗體。那些以言論自由之名行“網絡霸凌”之實的人，應該有“不作惡”的自我道德約束，別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須知，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不用網絡暴力傷害和消費他人，才是對表達自由的正確理解。

　　當然，對于那些被“霸凌”的人來說，像自稱“零號病人”的萊溫斯基那樣，努力不讓虛擬世界的傷害成為壓垮自己的“稻草”，也很關鍵。人言可畏，但有些壓力不必以一己之力與之抗衡。試著通過積極的心理調節、向專業人士和組織求助等手段，盡快走出陰影，盡量遠離“負能量”，或許也能讓生活多一些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