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東華錄》謂：「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此說并非無據，而是大致反映了兩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來的官場風習。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清代負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於此時；雍正改興廉為養廉，片面倚重懲防措施，雖收一時之效，卻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

　　吏治腐敗問題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統治者最為頭痛的問題。康熙深知清官剛正不阿，易為奸佞殘害，因而常加以保護，甚至加以特殊眷顧。如「治行為畿輔第一」的彭鵬因事多次受到革職處分，但康熙都改為降級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級，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曾說：「清官不累民，……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

　　雍正實行「耗羨歸公」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其父寬仁作風，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又改興廉為養廉，實行「耗羨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藉口。雍正的高明在於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不過，雍正也犯了一個錯誤。在對待清官問題上，他處處與其父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康熙希望通過扶植、保護、褒揚清官而倡導一種廉正的官場風氣，注重通過輿論來鑒別官員的操守政績。雍正則認為，「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嘆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而像李衛等能吏敢於觸犯各級人等的利益，結果「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為輿論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甄選大臣時，「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他還一改康熙時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他一上臺就曉諭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雍正過於倚重能員，鄙薄清官，這種矯枉過正的措施也產生了消極后果，即時人指摘的「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操守獲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稱於世，而墨吏出於能員者不乏其人。后來養廉制度雖一直沿用，但各級官員不再以清廉品節相尚，雖一時畏於嚴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礪與懲勸，已經埋下官場風氣漸衰的隱患。

　　論者多以為清代多貪官緣自俸祿過低，其實這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雍正養廉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而沒有養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說明官員的道德人品和社會風氣也很重要，只有將道德風氣的砥礪、導揚與合理的制度相結合，方能收到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