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画梵高的画工在画室内休息

摄影师余海波多年后依然记得初入深圳大芬村的情景。流水线一般的油画工厂，光线昏暗，热得令人窒息。一群年轻的画工们赤膊上阵，日夜赶画。他们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内工作，也在此吃饭、睡觉、养育子女。

生存的现实空间与临摹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名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些画工裸露的肤色与画中飞翔天使的色调对比鲜明。这是余海波用影像记录下的一切，摄影作品《大芬油画村》系列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奖”，并被美国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大芬油画村画工群像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大芬村。这是一个以复制西方经典油画为生的村落。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接到大批海外油画仿制品的外单，于是在这个毗邻香港的地方建立了成本低廉的加工基地，招募大量外来工人先培训后作画。大芬村渐渐形成了一条由画家、画工、画商组成的产业链，如今这里画廊过千，画工近万，每年生产逾500万幅莫奈、梵高、达·芬奇等大师作品的复制品，销往世界各地。

2004年进入大芬村拍摄后，余海波强烈地感受到，大芬村画工虽然与达·芬奇、莫奈、梵高等大师相隔数百年的时空，追寻的内在却有相通之处，都是“在自我的困顿中试图唤醒自身”。画工们的故事不断打动着他，在2007年，余海波决定和女儿余天琦一起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大芬画工在这个时代下的生存变化。

《中国梵高》导演余海波、余天琦父女

在英国接受了电影教育的余天琦，现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宁波分校任电影学助理教授。她曾参与多部纪录片与独立短片的制作，数度获奖。余天琦说：“我从小就对影像，尤其纪录影像十分喜爱。”作为父亲大芬村摄影的第一批观众，余天琦认为，这些作品与父亲多年来对深圳的记录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仅是人类学式的影像记录实践，更是其作为深圳第一代移民，自主性的社会参与。”

在决定拍摄后，余海波父女展开长时间的采访调研，走访大芬村早期的画工，拜访聊天，筛选人物。第一次见到纪录片的主人公赵小勇，是在他的工作室里。由于天花板上挂的都是正在晒干的画，他们不得不弯着腰在房间内穿行。

画工们在酷热的画室里工作

画室亦是画工们的生活空间

《中国梵高》主人公之一：大芬村画工赵小勇

来自湖南的农民赵小勇一家专画梵高作品。他的第一个学生是自己的妻子，专画《星空》、《向日葵》。第二个学生是弟弟，专画《咖啡厅》。第三个学生是内弟，专画《自画像》。在黄金的19岁至43岁的20多年时间内，赵小勇反复画了梵高的所有作品，总计近10万幅；他对梵高作品熟记在心，不用草图便可以直接在画布上落笔，而他真正的心愿就是去欧洲看梵高的真迹。

2012年以后，余海波父女对赵小勇一家，还有其他几位在大芬成长起来的画工进行了跟踪拍摄。“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赵小勇一家通过画梵高作品改变了生存状况。梵高一生只卖掉一幅作品，赵小勇却销售近10万幅，买了车子、房子，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在赵小勇不远万里奔赴荷兰，看过梵高的真迹归来之后，他的内心却发生了变化。余海波说，“他到欧洲看了梵高的真迹、梵高的墓地和故土后豁然开朗，他明白了画10万幅梵高临摹作品，不如一幅梵高原作的价值。于是他决定要画自已的作品，原创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

余海波和赵小勇在欧洲寻访梵高的足迹

《中国梵高》从“复制”到“原创”的主轴，就这样在拍摄过程中渐渐浮现。大芬村中通过画梵高成长起来的画工如赵小勇、陈武景、林锦涛等，从为了生计画梵高作品，到一步步了解梵高的精神世界，感知梵高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他们都在不断变化。“这个主线只是表层，引动故事发展的叙事还是关于人，关于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能不能画出原创。而这牵涉到人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以及个体自身的矛盾。”余天琦解释道。

余天琦对一个扎着辫子自称“画家”的大芬画工印象深刻。他去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想成为真正的画家，但“大芬”的标签却阻碍了他的前行，因为在艺术圈里，“大芬”约等于“复制”。越来越多的大芬画师遇到这个瓶颈，他们身上“复制”的烙印太深，即使在做原创，艺术市场也不认可。

深圳大芬油画村

然而，赵小勇的朋友陈武景、林锦涛等却依然通过新媒体平台建立了国内外艺术家联络库，为大芬油画村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令余海波父女深受感动。在他们眼中，大芬本身就是个当代艺术作品，激发着人们的思考。

《中国梵高》去年摘得了第五届亚洲阳光纪录片大会唯一的“最佳中国提案奖”，契合了当时的主题——“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余天琦认为，它不只是一部中国纪录片，而是当前全球化发展下，与世界紧密相关的故事。

来自云南的画工与达·芬奇名作 《最后的晚餐》复制品

一幅世界名画复制品，出自大芬村画工，在荷兰被买下，挂在南非水手的家里。大芬画工生产的商品世界流通，而他们也在回望自己成长、工作的土地，重新认识自己。

“复制西方名画的中国画工们，也在绘制对西方社会的想像。这种想象与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为生计拼命的农民画工的现实生活反差非常强烈。”

一位专画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女画工

余天琦相信，《中国梵高》不会是传统的观察式、纯纪实式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具有荒诞意味、超现实意味、带有反思的纪录电影。

“有人问，中国怎么会有梵高？这种荒诞性对于不认识和不了解当代中国内部发展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这种荒诞性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没有东西是可以被完全复制的，如今被讨论和崇拜的梵高已不是那个梵高，连梵高这个符号也已被重新解读了。”余天琦这样看待《中国梵高》的意义。撰文／朱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