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畫梵高的畫工在畫室內休息

攝影师余海波多年後依然記得初入深圳大芬村的情景。流水線一般的油畫工廠，光線昏暗，熱得令人窒息。一群年輕的畫工們赤膊上陣，日夜趕畫。他們在這個密閉的空間內工作，也在此吃飯、睡覺、養育子女。

生存的現實空間與臨摹中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經典名畫構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些畫工裸露的膚色與畫中飛翔天使的色調對比鮮明。這是余海波用影像記錄下的一切，攝影作品《大芬油畫村》系列獲得了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荷賽獎”，並被美國舊金山當代藝術博物館永久收藏。

大芬油畫村畫工群像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大芬村。這是一個以復制西方經典油畫為生的村落。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接到大批海外油畫仿制品的外單，于是在這個毗鄰香港的地方建立了成本低廉的加工基地，招募大量外來工人先培訓後作畫。大芬村漸漸形成了一條由畫家、畫工、畫商組成的產業鏈，如今這里畫廊過千，畫工近萬，每年生產逾500萬幅莫奈、梵高、達·芬奇等大师作品的復制品，銷往世界各地。

2004年進入大芬村拍攝後，余海波強烈地感受到，大芬村畫工雖然與達·芬奇、莫奈、梵高等大师相隔數百年的時空，追尋的內在卻有相通之處，都是“在自我的困頓中試圖喚醒自身”。畫工們的故事不斷打動着他，在2007年，余海波決定和女兒余天琦一起以紀錄片的形式記錄大芬畫工在這個時代下的生存變化。

《中國梵高》導演余海波、余天琦父女

在英國接受了電影教育的余天琦，現在在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寧波分校任電影學助理教授。她曾參與多部紀錄片與獨立短片的制作，數度獲獎。余天琦說：“我從小就對影像，尤其紀錄影像十分喜愛。”作為父親大芬村攝影的第一批觀眾，余天琦認為，這些作品與父親多年來對深圳的記錄是一脈相承的。這不僅僅是人類學式的影像記錄實踐，更是其作為深圳第一代移民，自主性的社會參與。”

在決定拍攝後，余海波父女展開長時間的采訪調研，走訪大芬村早期的畫工，拜訪聊天，篩選人物。第一次見到紀錄片的主人公趙小勇，是在他的工作室里。由于天花板上掛的都是正在曬干的畫，他們不得不彎着腰在房間內穿行。

畫工們在酷熱的畫室里工作

畫室亦是畫工們的生活空間

《中國梵高》主人公之一：大芬村畫工趙小勇

來自湖南的農民趙小勇一家專畫梵高作品。他的第一個學生是自己的妻子，專畫《星空》、《向日葵》。第二個學生是弟弟，專畫《咖啡廳》。第三個學生是內弟，專畫《自畫像》。在黃金的19歲至43歲的20多年時間內，趙小勇反復畫了梵高的所有作品，總計近10萬幅；他對梵高作品熟記在心，不用草圖便可以直接在畫布上落筆，而他真正的心願就是去歐洲看梵高的真跡。

2012年以後，余海波父女對趙小勇一家，還有其他幾位在大芬成長起來的畫工進行了跟蹤拍攝。“在這個巨變的時代中，趙小勇一家通過畫梵高作品改變了生存狀況。梵高一生只賣掉一幅作品，趙小勇卻銷售近10萬幅，買了車子、房子，過上了小康生活。”然而，在趙小勇不遠萬里奔赴荷蘭，看過梵高的真跡歸來之後，他的內心卻發生了變化。余海波說，“他到歐洲看了梵高的真跡、梵高的墓地和故土後豁然開朗，他明白了畫10萬幅梵高臨摹作品，不如一幅梵高原作的價值。于是他決定要畫自已的作品，原創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

余海波和趙小勇在歐洲尋訪梵高的足跡

《中國梵高》從“復制”到“原創”的主軸，就這樣在拍攝過程中漸漸浮現。大芬村中通過畫梵高成長起來的畫工如趙小勇、陳武景、林錦濤等，從為了生計畫梵高作品，到一步步了解梵高的精神世界，感知梵高的人生經歷和藝術追求，他們都在不斷變化。“這個主線只是表層，引動故事發展的敘事還是關于人，關于能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家，能不能畫出原創。而這牽涉到人與外界環境的沖突，以及個體自身的矛盾。”余天琦解釋道。

余天琦對一個紮着辮子自稱“畫家”的大芬畫工印象深刻。他去了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進修，想成為真正的畫家，但“大芬”的標簽卻阻礙了他的前行，因為在藝術圈里，“大芬”約等于“復制”。越來越多的大芬畫师遇到這個瓶頸，他們身上“復制”的烙印太深，即使在做原創，藝術市場也不認可。

深圳大芬油畫村

然而，趙小勇的朋友陳武景、林錦濤等卻依然通過新媒體平台建立了國內外藝術家聯絡庫，為大芬油畫村注入了新的內容和活力，令余海波父女深受感動。在他們眼中，大芬本身就是個當代藝術作品，激發着人們的思考。

《中國梵高》去年摘得了第五屆亞洲陽光紀錄片大會唯一的“最佳中國提案獎”，契合了當時的主題——“中國故事的國際表達”。余天琦認為，它不只是一部中國紀錄片，而是當前全球化發展下，與世界緊密相關的故事。

來自云南的畫工與達·芬奇名作 《最後的晚餐》復制品

一幅世界名畫復制品，出自大芬村畫工，在荷蘭被買下，掛在南非水手的家里。大芬畫工生產的商品世界流通，而他們也在回望自己成長、工作的土地，重新認識自己。

“復制西方名畫的中國畫工們，也在繪制對西方社會的想像。這種想象與中國當下城市化進程中為生計拼命的農民畫工的現實生活反差非常強烈。”

一位專畫達·芬奇《蒙娜麗莎》的女畫工

余天琦相信，《中國梵高》不會是傳統的觀察式、純紀實式的紀錄片，而是一部具有荒誕意味、超現實意味、带有反思的紀錄電影。

“有人問，中國怎麼會有梵高？這種荒誕性對于不認識和不了解當代中國內部發展的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但這種荒誕性卻真實地存在于我們的周圍。沒有東西是可以被完全復制的，如今被討論和崇拜的梵高已不是那個梵高，連梵高這個符號也已被重新解讀了。”余天琦這樣看待《中國梵高》的意義。撰文／朱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