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外灘“塗鴉藝術長廊”

最近上海的一堵牆很火，頻頻見諸報端——2015年初上海康定路600弄老城區的拆遷牆上被法國街頭藝術家馬蘭一夜之間繪成了“塗鴉牆”，但隨即便被管理部門鏟為平地。時隔幾個月之後，馬蘭的“塗鴉牆”又出現在海金山區楓涇古鎮的小巷。多姿多彩的“塗鴉牆”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模仿學習者有之、駐足拍照留念者有之，當然，此中也不乏扮演城市秩序管理角色的制止者······可以說，“塗鴉牆”出現在哪里，爭議、議論就便出現在哪里。所以，不免要問一面面創意無限的“塗鴉牆”緣何如此招人“羨”、惹人“嫌”？

城市個性的“引領者”還是秩序的“破壞者”？

塗鴉牆，顧名思義就是在牆壁之上胡亂塗畫，發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塗鴉牆是青年人自娛自樂的一種形式，但其常出現在城市貧民區，又往往带有帮派以塗鴉牆划定勢力范圍的性質。如美國“最後幸存者”“18街”“前衛”“拉美王國”等有名的黑帮組織均有自己的塗鴉標識。這些標識被圖畫在街區或地鐵線上，一旦有其他組織入侵領地，則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一場“帮派之戰”的械斗，可以說，塗鴉在其誕生源頭上充滿着野性和血腥。

當然，隨着時代的進步和認識的轉變，附着在塗鴉之上的野蠻和暴力色彩逐漸消退，塗鴉作為一種城市文化藝術在世界傳播，成為城市張揚個性的一種方式。其實，馬蘭在上海康定路600弄和海金山區楓涇古鎮的塗鴉牆，並不能代表上海，上海塗鴉牆的典型代表是位于莫干山路的M50、洛克公園塗鴉牆、華池路弄堂、南外灘老碼頭、上海理工大學軍工路校區和汶水路的塗鴉牆。

上海南外灘無疑屬于城區的核心地带，是上海CBD的核心拓展區，而在此處意大利的藝術家RenatoDaina創制的300多米的塗鴉牆上，塗鴉的形象或古怪，或調皮，或刁鑽，或詭異，或搞笑，那嘴角露出的鬼魅笑容似乎在暗示着上海這個志在打造“國際時尚范”的同時，也不應忘卻文化性情的荒誕與乖張。而城市正是有了對多元文化的接納和包容，才有可能為城市注入“追求卓越”的基因。

其實，世界知名城市的塗鴉牆已經成為這些城市頗具個性和創意化的標志。倫敦東區、紐約春天大街、巴黎左岸、柏林的柏林牆遺址等，均有大量的題材多樣、形式各異的“塗鴉牆”。在筆者看來，“塗鴉牆”是城市一道靚麗的風景，是城市年輕、富有活力的象征，引領着城市個性的張揚。

盡管如此，並不意味着所有的城市都能以開放的心態來接納“塗鴉牆”。上海的“六大塗鴉牆”名聲在外，早已具有地標性的意義，但新被塗鴉的康定路600弄牆卻難逃被拆除的命運。所以，在此我們有理由懷疑，城市提出的培育“海納百川”“開明睿智”等諸如此類的城市精神是否是一種“虛偽的虔誠”？已存在十年之久的合肥紅星路鬧市口的塗鴉被城市管理者“叫停”，理由是牆壁塗鴉有違“街道宣傳”；華中科技大學里“東九牆”塗鴉牆的學生塗鴉被保衛處制止，理由是“抒情應當有邊界”；北京櫻花小街南側曾被譽為“北京塗鴉地標”也未能逃脫屢次被刷掉的命運。

在城市秩序的維護者們看來，這些塗鴉畫猶如潑墨，破壞了城市街道的整潔和美觀。這無可厚非地構成了整治塗鴉牆的理由，部分塗鴉者愛好者曾一度企圖將上海世博會古巴館內的館簽名牆發展為塗鴉牆的做法就貌似不妥。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城市秩序的維護者可甩掉“虛偽的虔誠”的質疑，理直氣壯地將塗鴉者及塗鴉牆視為城市秩序的“破壞者”。

“疏”還是“堵”，這的確是個問題

無論是將“塗鴉牆”定性為城市個性的“引領者”，還是“破壞者”，其實在異常喧嘩的爭議之下內涵着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即城市“塗鴉牆”的治理是應采取“堵”還是“疏”的方式。“堵”“疏”之爭歷來是困擾我國城市治理的問題，方式不當以粗暴的方式“堵”，則人們怨聲載道；而毫無原則地任其發展，則又會泛濫成災，人們頗受其累。台灣彰化鹿港的摸乳巷內的塗鴉，因常有塗鴉者沖着“摸乳巷”的名頭興致而來，在牆壁上塗畫寫不健康的文字和圖畫，引發周圍群眾的反感和投訴，以致“逼迫”小巷管理者做出了不再設“塗鴉牆”的決定，但這卻絲毫未能削減塗鴉者的塗鴉“熱情”。與之相反，武漢黃鶴樓公園為解決游客亂塗、亂畫的問題，設立的“電子塗鴉牆”卻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游客胡亂塗畫給園區治理带來的壓力，但“電子塗鴉牆”20萬元一台的成本也制約着這一“疏”的方式的大面積推廣。

由此兩個案例相較可見，“堵”雖在理論上可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收效短暫，也易留下“不解風情”的口實；“疏”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但也最能考驗治理者的智慧、財力和魄力。這其實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說“堵”與“疏”還是站在問題的外圍來審視這一問題的話，那麼，當我們變換一個維度，將思考的重心轉向那些手持畫筆的塗鴉者自身，設想只有塗鴉者的塗鴉創作內容不含血腥、色情和暴力，而又能以一種自覺和維持城市秩序的心態進行塗鴉時，塗鴉才不會成為人們禁忌或厭惡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