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公共科學圖書館·計算生物學》發表了一篇文章，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之一、英國科學家理查德·約翰·羅伯茨總結了如何贏取諾貝爾獎的10個簡單原則。這10個原則或忠告，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對人類生活的一些基本原則的影響差異，例如，是否公正和憑實力說話。羅伯茨關於贏取諾貝爾獎的核心觀點有兩個，一是不要把獲得諾貝爾獎定為目標，二是不要去搞公關和送禮。

　　獲得諾貝爾獎，無疑是許多國家和科學家追求的目標。比如，日本2001年就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要在21世紀頭50年裏培養30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且，近幾年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確實在增多，這似乎也證明了諾貝爾獎是可以制定目標的。由此，中國科技界也認為需要制定贏取諾貝爾獎的目標，從經費到政策都要向能獲得諾貝爾獎研究的科研項目傾斜。

　　然而，無論是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因“藍光LED”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還是2012年山中伸彌諾得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及2000年以來，日本多達14人獲得諾貝爾獎，都不是靠制定計劃而獲獎，也不是靠定向培養和定目標而獲獎。因為，諾貝爾獎授予的成果有一個時間滯後，通常為30~50年。所以，現在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增多，並不是日本2001年制定諾貝爾獎計劃的結果。至於未來是否能實現計劃中制定的目標，需要時間檢驗。所以，羅伯茨的第一個忠告在目前還沒有受到挑戰。

　　羅伯茨的第二個忠告是，不要做公關，別說送禮，就是向評委介紹自己也萬萬使不得。一些自認為作出了重大貢獻的研究者，會向諾貝爾獎評委會寄送自己的文章，即便沒有送禮，也意在提醒評委，自己取得了多么重大的發現，這也是在向評委套近乎。羅伯茨認為這種人肯定不會被提名。可以想象，那些評委們晚上在酒吧裏談到這樣的人，會說些什么。

　　顯然，送禮套近乎是東方人情世故的“必須”行為方式。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湖南省交通運輸廳原黨組書記陳明憲，都為評選中國工程院院士而做了大量“公關”。日本的評獎送禮風絲毫不遜色於中國。日本政府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卡羅琳醫學院設立了“研究聯絡中心”，其職能就是公關、遊說和送禮，包括向諾貝爾獎得主以及諾貝爾基金會人員提供一切費用全包的赴日旅行。日本人深知和踐行東方的“不打送禮人”的做法，並且認為只有套近乎讓評委認識和了解自己，才能把獎項評給自己。

　　這一招顯然也令人反感。英國《衛報》評論稱，在寧靜的學術界，日本的這種“直率”史無前例，讓斯堪的納維亞人憤怒。不過，諾貝爾獎評委對“公關”的憤怒和嘲笑能保持多久呢?沒人知道。當一來二去的送禮，真的如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打動、消融和感化了諾貝爾獎的評委，沒准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會因此逐漸增加。更何況，即便以公正和客觀著稱的諾貝爾獎在曆史上也留下過公關、受賄而獲獎的口實，例如，西方媒體就曾披露198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被行賄買走的內情，意大利生物學家裏塔·萊維·蒙塔爾奇尼的獲獎是其團隊公關和收買評委的結果。

　　人們當然希望羅伯茨的忠告成為永遠的箴言、真言和事實，當然，也有人擔心，在諾貝爾獎的評選上不送禮不做公關只憑實力說話能否一直行得通。但不管怎樣，作為世界最高獎項，諾獎恐怕不那么容易“刻意”得到。(張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