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男子李海峰被刑拘，還要從他去年購買了4包過期今麥郎方便面說起。當時，他在方便面的醋包中發現有類似玻璃的“異物”，隨后檢測機構對醋包的檢測結果顯示，醋包內汞含量超標4.6倍。李海峰以維權為由，向今麥郎公司索賠450萬元。在雙方商討賠償金額的過程中，今麥郎向公安機關報案，河北省隆堯縣警方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將其刑拘。像李海峰這樣，維權反被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刑拘的案例并不鮮見，他們到底是無罪還是有罪？

　　支持李海峰無罪的理由很充分

　　按照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正是基于這種規定，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李海峰只是過度維權，并非敲詐勒索。

　　發表于《人民法院報》的《“天價索賠”不等于敲詐勒索》所闡述的觀點就非常有代表性。文章指出，非法占有，是指無事實依據，也無法律依據的純粹敲詐，而消費者遭遇侵權，有權索賠且“事出有因”；“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必須情節嚴重，手段既要有非法性，也要有強制性。商家可以拒絕消費者的天價索賠，行為也不受消費者控制。因此，消費者基于合法權益被侵犯的“天價索賠”，不等于敲詐勒索。

　　李海峰將檢驗結果傳到網上，并點名媒體關注的舉動，在很多法律界人士看來，也并無不妥。法律學者溫建輝在《維權過度無罪論》（2014）中早已指出，敲詐勒索必需以惡害相威脅，而訴諸輿論、訴諸媒體、訴諸法律等方式是公民和消費者擁有的合法權利，不屬于非法的惡害手段。維權過度本質上是一種認識錯誤，屬于民事上的不當得利，不能構成犯罪。

　　在現實中，過度維權者被無罪釋放的例子也有很多。其中，最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無疑是“黃靜華碩”案。2006年，黃靜購買了一臺華碩電腦，在修理過程中發現其CPU存在問題。她以向新聞媒體曝光為籌碼，向華碩公司提出500萬美元“懲罰性賠償”，隨后華碩報警，黃靜被以涉嫌敲詐勒索罪被警方逮捕。2007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對黃靜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檢察院認為，黃靜在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賠，并不是一種侵害行為，而是維權行為，索要500萬美金屬于維權過度但不是敲詐勒索。

　　黃靜領取到2.9萬元國家賠償金

　　既有法律界人士力挺，又有判例可循，李海峰無罪似乎大可期待。

　　然而，他被判有罪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看到標題，可能很多人會有疑問，為什么李海峰還有可能被判有罪呢？這是因為，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一地的判例可能影響但不會決定另一地類似案件的判決結果。在現實中，類似過度維權的案件被判敲詐勒索的也并不鮮見。

　　2006年，劉某在剛剛購買的一桶食用油里發現一個橡膠圈。和廠家聯系后，廠家并未及時采取措施。于是，劉某聯系新聞媒體曝光，曝光后，廠家主動和劉某聯系，表示愿意賠償一桶油和300元錢。而劉某要求賠償36000元，并表示如果廠家不答應，他就在讓媒體繼續曝光。廠家佯裝同意并報警，結果某法院以敲詐勒索罪( 未遂) 判處劉某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支持判這類過度維權為敲詐勒索的法律學者也有不少。他們認為，敲詐勒索罪的威脅、要挾行為，是指能夠引起他人心理恐懼的精神強制方法，媒體曝光合法也具有“威脅”的作用。如果曝光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和警示其他消費者，而是運用“曝光”與“不曝光”、“曝光”的損害后果與“不曝光”的對比后果來要挾被害人，迫使其就犯，可以構成敲詐勒索罪。

　　還有學者指出，從現今多數國家的立法及審判實踐來看，對財產秩序的維持更受重視，過度維權的入罪有擴大化的趨勢；我國對過度維權行為，卻在入罪方面持限制態度。

　　難道真的是我國對過度維權過于縱容，應該加大對過度維權的打擊力度嗎？

　　如果類似的天價索賠被判有罪，消費者面對大企業時會更為勢微

　　索要天價賠償，是消費者的正當權利

　　不少人也許覺得，一個方便面出質量問題就索要450萬天價賠償，分明是敲竹杠；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過于不合理的索賠額有可能被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企業的欺詐行為最多只能雙倍懲罰。

　　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當一方當事人構成違約或侵權后，賠償多少數額才算是正當的， 法律并沒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雙倍”賠，但這并不意味著權益受侵害一方只能在“雙倍”的范圍內索賠。權益受侵害一方，可以向違約或侵權方提出一定數額的索賠要求, 無論數額多少只要對方自愿接受，就不違反法律的規定；如果對方不接受, 可以通過訴訟解決。不能說受害方提出了高額的索賠，請求侵權方不承諾，受害方就構成了敲詐勒索罪。

　　美國老太太斯黛拉·莉柏克因被麥當勞的咖啡燙傷，獲賠60多萬美元。

　　同時，天價賠償也是消費者對付大企業有效手段

　　有些網友認為，李海峰索要450萬太過貪婪才導致自己身陷囹圄，并不值得效仿。

　　這種觀點也不成立，也許李海峰們高額索賠是出于私利，但在客觀上也對大企業進行了監督，維護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有些“替天行道”的色彩。況且，任何一個大企業都是追逐盈利的組織，消費者天然處在弱勢地位，維權不易，不法企業在每個消費者身上占一點“便宜”，積累起來就是龐大的利潤。

　　在商業人士吳向宏看來，對于大企業來說，鞠幾個躬，辭幾個職，交出若干洋洋灑灑上萬言的有關“真相”的調查報告，無關痛癢。觸動他們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針對其經濟利益。只有經濟利益被觸及，大機構才會全面恐慌起來。因為這種觸及最終會涉及到大機構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分支和每一個環節，甚至可能危及大機構的整體生存。

　　面對一些大型企業，責令其停業、整改，或者對其產品和服務進行全民抵制，也能夠有效觸及其經濟利益，但是波及面可能太大，影響人們的生活。而支持消費者的高額索賠，或是通過公益訴訟對這些大企業開出天價罰單，則是波及面最小、最容易被社會接受的措施。

　　我國消費者維權成本高昂早已不是新聞，在這種情況愿意并敢于維權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果向企業高額索賠被認為是犯罪，企業違法收益總是高于違法成本，恐怕大企業的侵權行為會愈演愈烈，而消費者只會更逆來順受。

　　執法機構更不應過度執法，落下“包庇”企業的嫌疑

　　此次邢臺警方的行動之迅猛也是一大“亮點”，從6月3日開始網上追逃，到7月29日就將李海峰抓獲，7月31日已將李海峰帶回邢臺，相比于有的逃犯網上追逃幾年都抓不到，此次行動可謂“神速”。

　　然而這種神速并不值得贊美，尤其是在很多類似維權案件最終被判無罪的情況下。如在上文提到的“黃靜華碩”案中，檢察機關最終以證據不足撤訴，但由于此時黃靜已經被錯誤拘押了295天，因此她獲得了2.9萬元的國家賠償。

　　黃靜并非是獲得國家賠償的唯一案例：2011年，陳曙光涉嫌敲詐勒案被判無罪，共獲得國家賠償3.4萬元；2014年，上海市民何正其、徐洪兵因知假買假，被當地警方以敲詐勒索罪刑事拘留，37天后，檢察院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警方撤案，兩人分別獲得國家賠償1萬元。

　　如果李海峰最終無罪釋放，即使他也能獲得國家賠償，但被拘押期間仍失去了寶貴的自由。此外，國家賠償的錢來自納稅人，這豈不成了警方為企業“抓錯人”，最終讓納稅人買單？

　　結語

　　消費者為合法權益通過合法手段向企業索賠，即使數額較高，也屬民事范疇，無需刑法伺候。公權力貿然進入，不僅會損害自身形象，更會讓人懷疑有“包庇”企業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