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科夫夫妇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来展览现场，”法国知名艺术策展人让-于贝尔·马尔丹（Jean-Hubert Martin）在上海遗憾地表示，“但我们在布展期间一直保持联络和沟通。”

现场的情形或许让马尔丹回忆起了30年前。1985年，马尔丹为当时还是苏联艺术家的伊利亚·卡巴科夫举办欧洲巡回展，艺术家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出境，也是这样在后方为展览提供各种帮助。

而今，身为俄罗斯观念艺术的“教父”，伊利亚和他的妻子艾米莉亚·卡巴科夫的回顾展“理想之城”8月8日起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经历了短暂的“解冻时期”。艺术家突然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西方也有了更多接触，这一段时期催生了大量实验性的新艺术。但冷战的继续，让艺术家被迫退回房间里，在屋中创作艺术，表达各自沉默的抵抗，他们被放逐至海外，在世界的另一端寻获了认同和尊重。

伊利亚·卡巴科夫的生命历程正符合这一经典轨迹。他早期的作品“淋浴”系列1965年首次在意大利展出，便被西方评论界人士看做对于苏联物质匮乏的批评，身为苏联艺术家联盟成员的卡巴科夫被暂停了插画工作。然而，在国内的争议反而扩大了他在海外的声名。1984年的装置作品《从自己的公寓里飞入太空的男人》既是他大型装置的先声，更被认为是苏联非官方艺术的代表之作。

伊利亚·卡巴科夫移居美国长岛已近30年，他的英文不是很好，其艺术伙伴、妻子艾米莉亚常常成为他和世界沟通的渠道。“如果你去作品中寻找政治意义，你总是可以如愿。但将他的作品狭隘地解读为政治性的，这是一直以来始终存在的误解。”艾米莉亚表示，“不幸的是，世人常常将他的作品一股脑儿和苏联时期联系在一起。贴上这样的标签，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限制了人们的知识，甚至是他们的好奇心。”

而今，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针对卡巴科夫的政治性解读似乎也逐渐散去，这位年逾八旬的老者安静地生活在长岛的小屋中，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继续他的创作。

这个时候，再去回顾他的一生创作，或许才更能看清他作品中阐释的丰富的脉络和主题，涵盖了哲学、历史、政治、科技等各个方面，也是关于个体面对世界的深邃的生命经验和体察。

解冻时期开出的异色之花

伊利亚·卡巴科夫于1933年出生于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二战期间，卡巴科夫一家被转移到而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他进入同样被转移至撒马尔罕的列宁格勒艺术学院就读。

1957年，卡巴科夫从莫斯科苏里科夫国家艺术学院毕业，擅长图像设计和书本插画的他在两年后成为苏联艺术家联盟的“候补成员”（1965年成为正式成员）。卡巴科夫因此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并获得了插画家的稳定职业。他回忆说，当时，他比大部分苏联人都富有。

作为书本插画家和官方艺术家的卡巴科夫，同样也会“为自己画画”，创作一些“私人”的素描作品。这些早期作品没有标题，与他的插画风格相近。很快，这些自发的作品就将融入一股历史的潮流，发展为苏联艺术的重要篇章。

卡巴科夫早期作品

1957年至1962年，苏联经历了短暂的解冻时期，年轻艺术家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和俄罗斯前卫艺术传统，也发展出大量具有实验性的创作形式，在官方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之外衍生出大量不同的流派。Lianozovo艺术家群体和Sretensky大街小组是当时莫斯科最为活跃的非官方艺术小组。

Lianozovo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村庄，也是当时苏联最叛逆的艺术家群体。小组中大部分艺术家是抽象主义风格。而这种风格正是和当时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截然对立的。

1960年代，赫鲁晓夫正努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不少艺术家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们利用工作室进行创作，举办画展。尽管经常受到官方骚扰，Lianozovo艺术家依然积极寻找公共场合展出自己的作品。1974年，他们推出了一场露天展览，邀请数十位非官方艺术家出展，最后政府出动了推土机和高压水枪。该展览也被称为“推土机展览”。

Lianozovo艺术家作为出头鸟经常受到官方骚扰，很多成员遭受监禁或流放。

而以卡巴科夫等人为核心的Sretensky大街小组则显得稳妥得多，这是一群生活在Sretensky大街周围的艺术家组成的松散团体，大部分小组中的视觉艺术家都是官方的插画师、图形设计师。卡巴科夫和他的同仁将循规蹈矩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在职业生涯早期，卡巴科夫兢兢业业地完成一切官方委任的工作，并且在表面上接受了苏联的现实。

1962年，在莫斯科艺术家联盟的一个展览引起了赫鲁晓夫对于现代艺术的大肆抨击，解冻时期也随之终结了。同年，卡巴科夫创作了一系列“荒谬的素描”，这些作品最终于1969年在布拉格一家杂志上出版。

在此之前，卡巴科夫也曾品尝过公开挑战政权的滋味。1965年，一位意大利共产党成员在意大利L'Aquila展出了一系列苏联艺术家作品。展览的目的是为了呈现苏联的艺术比西方乃至很多苏联人所理解得更丰富多彩，卡巴科夫的参展作品“淋浴”系列素描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1965年的“淋浴”系列描绘了一名男子站在喷头下面，但是水永远都不会滴落到他的头上。卡巴科夫表示该作品只是普遍性的比喻，即人总是在等待，但他等待的东西也许永远都不会来到，他称自己只是借用了萨缪尔·贝克特的意象。

但是，一些批评家认为这幅作品批评了苏联文化和物质匮乏。这样的解读让苏联当局勃然大怒，卡巴科夫在接下来的4年中都不能再画插画了，他不得不借用别人的名字继续工作。这也成为卡巴科夫非官方创作的一种常态。

在卡巴科夫创造享誉全球的装置作品之前，他创作了一系列虚拟的画册。总共大概有50本，每本都讲述了一个主人公如何克服庸常的生活。

10年之后，他将这些画册里的故事做成装置作品，仿佛他们每一个人真的在世间活过，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作品就是《从自己的公寓飞入太空的男人》（1984）。

要参观这件作品，观众会经由一个小门进入，抵达一个个单独的房间，公寓中仅有一个房间是无法入内的，只能通过门上的裂缝向内窥视。原来，公寓的主人制造了一个弹射装置，把自己弹穿天花板送去外太空。一边的文字记录了三位邻居的证词。而透过门上的裂缝，观众可以看到天花板上有一个巨大的窟窿，墙壁上除了苏联的宣传海报，还有一些科学图标和计算公式。文字解释说，当这名男子将自己弹入太空轨道，官方便赶来封锁了房间。

永远的精神流亡者

很多苏联艺术家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移民西方，不过伊利亚·卡巴科夫一直在苏联待到1987年，直至奥地利的格拉茨给了他一个驻地的机会。

1988年至1992年，卡巴科夫始终在不同的国家辗转，并未找到长久的居所。但是，卡巴科夫在西方很快就收获了成功。1988年至1989年，他相继在纽约、伯尔尼、威尼斯、巴黎举办展览。

1988年，展览在纽约罗纳德·费尔德曼画廊举行，轰动全球。纽约时报刊登了约翰·罗素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伊利亚·卡巴科夫描绘了苏联生活》。

最终，伊利亚·卡巴科夫在纽约长岛定居，并与他的亲戚、艺术上的合作者艾米莉亚结为伉俪。艾米莉亚对世界解释说，伊利亚从未对苏联和美国表达任何偏爱，他选择居住在纽约，只是因为这里有更多展览，对他来说更加方便。

对于世人来说，卡巴科夫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艺术创作是他晚期的100多件巨型装置作品，而他的创作主题也从对于强权体制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类处境的思考。

马尔丹表示，“卡巴科夫的后期作品开始进入形而上学领域。”

在上海展出的多件巨型装置作品中，或许可以让人一窥他晚期作品丰富的内涵和形而上的关照。

《如何一边聆听莫扎特音乐一边设法拿到苹果的20种方式》是他创作于1997年的作品。空旷的大桌上，环绕着二十个餐位、二十页手稿，桌子正中摆放着一颗苹果。伴随着莫扎特音乐的流淌，20种方法分别描述了通过哲学、语言学、魔幻、科技、心理学和政治等方式获取苹果的可能性，构成了一部小型百科全书。

《门》似乎是多年以来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中央大厅的挑高空间中，木质大门的轮廓在倾泻而下的光线中显得格外突出。开启的姿态对观者发出邀请的暗示，并隐喻着通道所象征的空间切换、生死轮回和意义。环绕着中央的木质大门，是艺术家由“门”衍生出的绘画和雕塑：在广袤的空间里，一行人匆匆赶路，走向那扇伫立于天地间的门。作品富有一种苏联时期的宏伟感，同时又对照着终极想象中人之归处。

卡巴科夫曾经说自己是一个精神流亡者。他在苏联被视作西方艺术家，到了西方，又被看做苏联艺术家。

“他的作品起初是关于苏联时期的生活，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哲学化、精神化的一面。”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李旭说，“卡巴科夫的转型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