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科夫夫婦因為身體原因不能來展覽現場，”法國知名藝術策展人讓-于貝爾·馬爾丹（Jean-Hubert Martin）在上海遺憾地表示，“但我們在布展期間一直保持聯絡和溝通。”

現場的情形或許讓馬爾丹回憶起了30年前。1985年，馬爾丹為當時還是蘇聯藝術家的伊利亞·卡巴科夫舉辦歐洲巡回展，藝術家因為政治原因無法出境，也是這樣在後方為展覽提供各種帮助。

而今，身為俄羅斯觀念藝術的“教父”，伊利亞和他的妻子艾米莉亞·卡巴科夫的回顧展“理想之城”8月8日起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經歷了短暫的“解凍時期”。藝術家突然發現自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西方也有了更多接觸，這一段時期催生了大量實驗性的新藝術。但冷戰的繼續，讓藝術家被迫退回房間里，在屋中創作藝術，表達各自沉默的抵抗，他們被放逐至海外，在世界的另一端尋獲了認同和尊重。

伊利亞·卡巴科夫的生命歷程正符合這一經典軌跡。他早期的作品“淋浴”系列1965年首次在意大利展出，便被西方評論界人士看做對于蘇聯物質匱乏的批評，身為蘇聯藝術家聯盟成員的卡巴科夫被暫停了插畫工作。然而，在國內的爭議反而擴大了他在海外的聲名。1984年的裝置作品《從自己的公寓里飛入太空的男人》既是他大型裝置的先聲，更被認為是蘇聯非官方藝術的代表之作。

伊利亞·卡巴科夫移居美國長島已近30年，他的英文不是很好，其藝術伙伴、妻子艾米莉亞常常成為他和世界溝通的渠道。“如果你去作品中尋找政治意義，你總是可以如願。但將他的作品狹隘地解讀為政治性的，這是一直以來始終存在的誤解。”艾米莉亞表示，“不幸的是，世人常常將他的作品一股腦兒和蘇聯時期聯系在一起。貼上這樣的標簽，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力，限制了人們的知識，甚至是他們的好奇心。”

而今，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都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針對卡巴科夫的政治性解讀似乎也逐漸散去，這位年逾八旬的老者安靜地生活在長島的小屋中，一邊聽着音樂，一邊繼續他的創作。

這個時候，再去回顧他的一生創作，或許才更能看清他作品中闡釋的豐富的脈絡和主題，涵蓋了哲學、歷史、政治、科技等各個方面，也是關于個體面對世界的深邃的生命經驗和體察。

解凍時期開出的異色之花

伊利亞·卡巴科夫于1933年出生于烏克蘭城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他的母親是猶太人。二戰期間，卡巴科夫一家被轉移到而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他進入同樣被轉移至撒馬爾罕的列寧格勒藝術學院就讀。

1957年，卡巴科夫從莫斯科蘇里科夫國家藝術學院畢業，擅長圖像設計和書本插畫的他在兩年後成為蘇聯藝術家聯盟的“候補成員”（1965年成為正式成員）。卡巴科夫因此擁有了一間屬于自己的工作室，並獲得了插畫家的穩定職業。他回憶說，當時，他比大部分蘇聯人都富有。

作為書本插畫家和官方藝術家的卡巴科夫，同樣也會“為自己畫畫”，創作一些“私人”的素描作品。這些早期作品沒有標題，與他的插畫風格相近。很快，這些自發的作品就將融入一股歷史的潮流，發展為蘇聯藝術的重要篇章。

卡巴科夫早期作品

1957年至1962年，蘇聯經歷了短暫的解凍時期，年輕藝術家開始接觸到西方現代藝術和俄羅斯前衛藝術傳統，也發展出大量具有實驗性的創作形式，在官方推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之外衍生出大量不同的流派。Lianozovo藝術家群體和Sretensky大街小組是當時莫斯科最為活躍的非官方藝術小組。

Lianozovo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村莊，也是當時蘇聯最叛逆的藝術家群體。小組中大部分藝術家是抽象主義風格。而這種風格正是和當時官方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截然對立的。

1960年代，赫魯曉夫正努力改善居民住房條件，不少藝術家擁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們利用工作室進行創作，舉辦畫展。盡管經常受到官方騷擾，Lianozovo藝術家依然積極尋找公共場合展出自己的作品。1974年，他們推出了一場露天展覽，邀請數十位非官方藝術家出展，最後政府出動了推土機和高壓水槍。該展覽也被稱為“推土機展覽”。

Lianozovo藝術家作為出頭鳥經常受到官方騷擾，很多成員遭受監禁或流放。

而以卡巴科夫等人為核心的Sretensky大街小組則顯得穩妥得多，這是一群生活在Sretensky大街周圍的藝術家組成的松散團體，大部分小組中的視覺藝術家都是官方的插畫师、圖形設計师。卡巴科夫和他的同仁將循規蹈矩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在職業生涯早期，卡巴科夫兢兢業業地完成一切官方委任的工作，並且在表面上接受了蘇聯的現實。

1962年，在莫斯科藝術家聯盟的一個展覽引起了赫魯曉夫對于現代藝術的大肆抨擊，解凍時期也隨之終結了。同年，卡巴科夫創作了一系列“荒謬的素描”，這些作品最終于1969年在布拉格一家雜志上出版。

在此之前，卡巴科夫也曾品嘗過公開挑戰政權的滋味。1965年，一位意大利共產党成員在意大利L'Aquila展出了一系列蘇聯藝術家作品。展覽的目的是為了呈現蘇聯的藝術比西方乃至很多蘇聯人所理解得更豐富多彩，卡巴科夫的參展作品“淋浴”系列素描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1965年的“淋浴”系列描繪了一名男子站在噴頭下面，但是水永遠都不會滴落到他的頭上。卡巴科夫表示該作品只是普遍性的比喻，即人總是在等待，但他等待的東西也許永遠都不會來到，他稱自己只是借用了薩繆爾·貝克特的意象。

但是，一些批評家認為這幅作品批評了蘇聯文化和物質匱乏。這樣的解讀讓蘇聯當局勃然大怒，卡巴科夫在接下來的4年中都不能再畫插畫了，他不得不借用別人的名字繼續工作。這也成為卡巴科夫非官方創作的一種常態。

在卡巴科夫創造享譽全球的裝置作品之前，他創作了一系列虛擬的畫冊。總共大概有50本，每本都講述了一個主人公如何克服庸常的生活。

10年之後，他將這些畫冊里的故事做成裝置作品，仿佛他們每一個人真的在世間活過，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作品就是《從自己的公寓飛入太空的男人》（1984）。

要參觀這件作品，觀眾會經由一個小門進入，抵達一個個單獨的房間，公寓中僅有一個房間是無法入內的，只能通過門上的裂縫向內窺視。原來，公寓的主人制造了一個彈射裝置，把自己彈穿天花板送去外太空。一邊的文字記錄了三位鄰居的證詞。而透過門上的裂縫，觀眾可以看到天花板上有一個巨大的窟窿，牆壁上除了蘇聯的宣傳海報，還有一些科學圖標和計算公式。文字解釋說，當這名男子將自己彈入太空軌道，官方便趕來封鎖了房間。

永遠的精神流亡者

很多蘇聯藝術家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移民西方，不過伊利亞·卡巴科夫一直在蘇聯待到1987年，直至奧地利的格拉茨給了他一個駐地的機會。

1988年至1992年，卡巴科夫始終在不同的國家輾轉，並未找到長久的居所。但是，卡巴科夫在西方很快就收獲了成功。1988年至1989年，他相繼在紐約、伯爾尼、威尼斯、巴黎舉辦展覽。

1988年，展覽在紐約羅納德·費爾德曼畫廊舉行，轟動全球。紐約時報刊登了約翰·羅素的評論文章，標題為《伊利亞·卡巴科夫描繪了蘇聯生活》。

最終，伊利亞·卡巴科夫在紐約長島定居，並與他的親戚、藝術上的合作者艾米莉亞結為伉儷。艾米莉亞對世界解釋說，伊利亞從未對蘇聯和美國表達任何偏愛，他選擇居住在紐約，只是因為這里有更多展覽，對他來說更加方便。

對于世人來說，卡巴科夫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藝術創作是他晚期的100多件巨型裝置作品，而他的創作主題也從對于強權體制的批判轉為對于人類處境的思考。

馬爾丹表示，“卡巴科夫的後期作品開始進入形而上學領域。”

在上海展出的多件巨型裝置作品中，或許可以讓人一窺他晚期作品豐富的內涵和形而上的關照。

《如何一邊聆聽莫紮特音樂一邊設法拿到蘋果的20種方式》是他創作于1997年的作品。空曠的大桌上，環繞着二十個餐位、二十頁手稿，桌子正中擺放着一顆蘋果。伴隨着莫紮特音樂的流淌，20種方法分別描述了通過哲學、語言學、魔幻、科技、心理學和政治等方式獲取蘋果的可能性，構成了一部小型百科全書。

《門》似乎是多年以來在他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中央大廳的挑高空間中，木質大門的輪廓在傾瀉而下的光線中顯得格外突出。開啟的姿態對觀者發出邀請的暗示，並隱喻着通道所象征的空間切換、生死輪回和意義。環繞着中央的木質大門，是藝術家由“門”衍生出的繪畫和雕塑：在廣袤的空間里，一行人匆匆趕路，走向那扇佇立于天地間的門。作品富有一種蘇聯時期的宏偉感，同時又對照着終極想象中人之歸處。

卡巴科夫曾經說自己是一個精神流亡者。他在蘇聯被視作西方藝術家，到了西方，又被看做蘇聯藝術家。

“他的作品起初是關于蘇聯時期的生活，現在，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他哲學化、精神化的一面。”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李旭說，“卡巴科夫的轉型對于中國當代藝術有很多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