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讀新聞的時候，就像在布滿海藻的水域裏潛水。“這個有意思，那個沒意思”，眼睛代替大腦不時做出冒失的判斷。那么，對於我眼睛裏那個神秘的分揀者來說，有意思和沒意思究竟有什么區別呢?如果一定要給個解釋，大概可以這么說：有意思的事情總是包含某種詩意的成分，某種多義的、含混的、不透明的東西，它讓你下意識地興奮或緊張;至於沒意思的事情，它就是沒意思。估計看到這裏，有人就不耐煩了。

　　還是說說有意思的事吧。安徽省高院在一家地方性晚報上登了一個公告，它的面積比一塊豆腐還小，但還是被眼尖的家夥發現了。因為它是一個道歉公告。三年前，安徽省高院在審理一樁轟動性的非法吸儲案時，維持了亳州中院的判決，但兩級法院的判決卻被最高法院撤銷了。案件重審時，檢察機關對被告中的19人做出了不起訴決定，一下子把安徽高院給閃著了。在當事人的一再要求下，安徽高院決定支付賠償金，並登報道歉、消除影響。

　　高級法院在報紙上登公告給當事人道歉，這事兒實在太新鮮了。過去，有的冤假錯案在平反時，公檢法機關會向當事人或其家屬當面道歉，但登報道歉這種事幾乎不會發生。沉冤得雪，還得到了國家賠償，一般人這時候都會發自內心地“感謝政府”，哪裏還好意思提出公開道歉的非分要求呢?但亳州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可能比較執拗，堅信自己是被冤枉的，所以非要法院給恢複名譽不可。那么，安徽高院該不該道歉呢?不好意思，我又要說，這事兒需要“辯證地看”。從情理上說，法院判錯了案子，給當事人道歉也算合理。但從法律的角度看，法院未必就有道歉的義務。錯案的發生有多種原因，責任未必都在法院。如果每一起錯案都要道歉，不僅法官們忙不過來，法院恐怕也要變成“道歉機關”。

　　法院要不要道歉，不僅要看是否存在這樣的法定義務，還要看道歉對法院和法律的形象有無正面價值。如果大多數人都認為道歉對法院的形象有好處，我不反對法院道歉。但是，如果存在矮化法律的可能性，就應該三思。一個社會要想實現長治久安，法律和司法的權威是必不可少的。這種權威來自公正審判、來自依法糾錯，而不是被動地打人情牌。安徽高院的道歉或許可以安撫人心、息事寧人，但它對法治本身究竟有什么積極意義，還真不好說。

　　前幾天和家人去吃涮羊肉，在叫服務員加湯時，我特別地小心和客氣，生怕出現意外情況。因為我記得，朋友圈裏都在說，別惹我啊，我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這個拗口的精神衛生術語為什么如此流行呢?因為南京交管局微博發布調查結論說，撞人寶馬的司機在作案時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坊間因此一片嘩然，有人說，司機現在分為三種：司機、女司機、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司機。對這種歧視女性的說法，我當然是堅決反對的。

　　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病。好好的人，忽然就可能發病。發作完了之後很快又好了，跟沒事人一樣。要我說，這個病本身就是個神經病。大家之所以質疑鑒定結果，恐怕跟這個病太神經也有關系。

　　有錢和有權的人要想減輕刑事責任，患上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是個不錯的辦法。它矯如神龍來去無影，雨過天晴不留後患，你見過這種不需要吃藥打針做理療就能自愈的病嗎?但轉念一想，萬一寶馬司機在作案時真的是犯病了呢?從當時的報道情況看，這種可能性還不小。如果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壓根不考慮嫌疑人的精神狀況，或者明知他有精神疾患也鐵面無情，那豈不是很不人道也很不公正么?要擺脫這個兩難困局，就不能只憑個人好惡下判斷。首先要尊重科學，再不靠譜的病，那也是教科書上明確記錄的病，如果南京腦科醫院不能令人信服，那就再找一個名聲好點的鑒定機構。更重要的是，還要相信法律。罪與非罪、輕罪與重罪，只有法院才能做出最終結論。一個鑒定結果，還遠不是司法結論，用不著那么著急上火。

　　輿論對鑒定結果做出過激反應，說到底還是對司法不夠信任。當然，也有可能是對寶馬這個車型不信任。既然能開寶馬，就有可能左右司法。很多事情就是在這種杯弓蛇影般的集體無意識中，開始變得有意思的。法院雖然還沒出場，就已經成了躺槍的主角，這不是也很有意思嗎?

　　一個在持久的轉型中有點沒型的時代，會出現很多不該出現的現象。這話太繞了。我其實想說的是，有的有意思的事情，在任何年代任何社會都很有意思。另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在當下、在這裏才有意思。後一種事情越少，社會就越健康。還是太繞，就這樣吧。（文/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