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開華盛頓，赴紐約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

　　國事訪問期間，中美共達成49項共識和成果，其中包括中方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改革，美方支持在人民幣符合IMF現有標準的前提下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加快推進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加強反腐敗和執法部門間的合作，支持通過包機遣返中國逃犯和非法移民；建立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機制；美國不支持“臺獨”、“藏獨”、“疆獨”也不介入香港事務等。

　　在中美高層往來和會晤已經機制化的情況下，一次國事訪問取得這么多成果和共識，已屬不易。這些成果和共識，既涉及兩國政、經、安全多領域的核心利益和共同關切，并對網絡安全等近期焦點話題作出了回應，即使部分焦點話題出于明顯的議程設置。不過，也有人認為，中美達成的成果和共識，還遠遠不夠讓人“驚喜”。該如何評估中美此次峰會的成果？

　　自“乒乓外交”以來，中美關系的發展脈絡似乎就有戲劇化色調。這造成了一種認知慣性：似乎只有出現足以讓世界震驚的情節和成果，才配得上中美兩國的份量和雙邊關系的極端重要性。應當說，早期中美關系的戲劇性突破，很大程度上是當時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和中美各自的國內政治格局共同決定的結果。它因此而獨具歷史價值，但并非外交的常態。中美關系，不可能總靠戲劇性來維護和突破。

　　一定程度上，越是雙邊關系水平正常，戲劇性情節出現的概率就越小。在中美關系經歷43年的曲折發展，并建立了相對穩定的波動率之后，不那么戲劇化的峰會成果，反而能顯示出當前的雙邊關系沒有躍出正常范疇。

　　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許多人將之視為1979年鄧小平訪美之后的又一個中美關系的關鍵時刻。這是有道理的。在歷史節點上，這兩次中國領導人訪美有相似之處。1979年，中國剛剛啟動改革開放，尋求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以獲益的路徑，中美兩國都認為應當冷戰；2015年，中國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獲益邊際效應有所下降，中美兩國都認為需要管控分歧，防止人為制造出“修昔底德陷阱”。此外，兩代中國領導人的執政風格，也增強了這兩次訪美的可類比性。

　　而剛剛過去的整個夏季，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還進一步增強了習近平主席此次訪美的戰略價值。美元加息臨近，美國布局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引發新興經濟體商品貨幣大幅貶值和對全球自由貿易的擔心；中國制造業、貿易出口增速顯著下降，加之6月中旬以來股市劇烈波動，引發對中國經濟前景和改革方向的擔憂；中美在西太平洋海空域、網絡領域出現潛在對抗風險，要求中美兩國建設應對機制。

　　這些背景，決定了習近平主席此次美國之行的重要戰略價值，同時也增添了新的維度：既要擴大中美利益交集面，增信釋疑，又要詮釋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發展前景。實際上，在訪美前習近平主席給《華爾街日報》專訪的書面回答中，已經清楚表明了訪問的使命和重心所在。

　　由此對照習近平主席的美國之行，就可以發現其建設性價值：“不另起爐灶”，表明中國矢志做國際秩序的建設者和完善者；進一步推動金融等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不會動搖；建立網絡安全工作機制，參加“環太-2016”聯合演習，表明將以對話管控安全領域危機；選擇在聯大開會期間訪美，表明既注重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又注重共建全球治理體系的意愿，等等。

　　當然，就一些關鍵議題中美之間的分歧也不容忽視。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奧巴馬仍警告說可能制裁中國黑客行為；在南海、人權等問題上，雙方立場還有不少激烈沖突、互不相讓之處。這些都決定了中美要建設新型大國關系還面臨諸多挑戰。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短期很難改變，也不能期待什么戲劇性突破。但不管怎樣，“合則兩利，斗則雙輸”，應是兩國基本的共識。所以把握中美關系的發展主線，進行滴水穿石式的建設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