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見》，對行政機關做好行政應訴工作進一步提出要求，“加大對行政應訴工作的監督考核力度，嚴格落實行政應訴責任追究。”而據南都報道，新行訴法實施5個月以來，一些地區“一把手”出庭應訴率仍舊偏低。

　　一把手出不出庭，幾乎是全程伴隨行政訴訟的熱絡話題，一把手(或者再寬泛一些，按行訴法口徑稱“行政機關負責人”，再進一步展開，則是最高法司法解釋劃定的“行政機關的正職和副職負責人”)為什么不出庭，另一個角度的提問可能是，一把手為什么非得出庭不可。這裏面涉及的，恰恰是行政訴訟之所以被形象化稱作“民告官”的諸多特殊化因素，或許也將成為破解圍繞行政訴訟所展開的一系列經久難題的關鍵。

　　不同於涉及犯罪與刑罰的刑事訴訟，民事訴訟並不強求被告本人出庭，畢竟訴訟中涉及的一應事項都可授權並通過代理律師來完成。但作為同樣是平等主體之間展開的訴訟，行政訴訟中被告的政府機關負責人是否出庭，卻長期以來被視為茲事體大的關鍵指標。於原告來說，“民告官”卻見不到官，這種“見不到”其實是一種延續，即在之前的行政行為以及產生行政爭議後的其他救濟渠道裏，民見不到官(或者不那么容易見到官)成為一種常態，這多少加深了民告官“居然也”見不到官的挫敗感。在中國語境中，這更容易被視為一種不重視、忽視甚至蔑視。

　　同樣感受到這種忽視的，可能還有司法機關：由於長期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浸染與影響，黨政機關對待司法的態度發生根本性錯位，都被告上法庭了依然不出庭，也被視為一種對司法的不尊重。這種不尊重不局限於出庭與否，還包括事後的判決不被執行，以及事前可能就已經開始的對民告官案件的“運作”———提前把案子擋在法院門外，或者即使立了案也可以在開庭前左右判決結果，出不出庭，有什么區別?何況，對一把手來說，出庭應訴依然被視為一種不光彩、丟面子(丟的不僅是領導的面子，也是機關的面子，當然主要可能還是領導的面子)。盡管“民告官”訴訟長期以來有著畸形的勝負比，一把手出庭多半會收獲勝訴的結果。各種因素混雜在一起，一把手出庭與否，這個原本不該那么重要的命題，才變得茲事體大。

　　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已經將“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明確寫入法律，盡管緊隨其後的便是一句“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留足了餘地。“應當出庭”作為現行法律，能否得到有效執行，關鍵要看不出庭將會承擔什么樣的後果。當然，不能因為一把手不出庭，就直接讓其敗訴，這裏所說的後果，更多應當是一種行政機關基於“行政法治”路徑出發的自我約束、考核和推動。出庭與否，都不應當影響司法對具體行政訴訟案件的法律判斷。行政訴訟回到純粹的法律判斷，更多是對司法機關提出的專業要求。

　　回到庭審的制度設計之中，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或者委派的相關工作人員人微言輕(有的幹脆不發言)，最熟悉相關事務的人員缺席庭審，很大程度上可能對原告還更有利些。如果有足夠居中、秉公、不受幹擾的司法裁量，完全依據原被告庭上表現、證據狀況作出判決，當行政機關違法就判其敗訴，判決得不到執行就啟動強制執行程序，這樣的情況下，一把手出不出庭，確實也就沒那么重要。反之，如果過分依賴一把手出庭來尋求行政訴訟諸多長期難題的解套，即便問題得以解決，也依然可能是行政權力主導下的路徑，而非司法獨立裁量的結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行政訴訟回到純粹法律判斷，改變不正常的“民告官”勝訴率，不僅有助於重塑司法權威，可能也有助於倒逼行政首長的主動出庭應訴。司法來真的，庭審不再虛化，司法的參與者才會把法律當真，行政首長也才會真的對“民告官”的庭審過程“高度重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