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計劃生育35年之後，中國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一孩制”的落幕使得人們再次將目光聚焦到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上。有意思的是，作為世界上除中國外的唯一10億人口級別的國家，印度也推出了全國性的計劃生育政策以遏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
回溯曆史，印度其實是發展中國家中最早推出大規模計劃生育的國家。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和越發沉重的糧食、資源負擔，印度政府早在50年代就開足馬力宣傳少生少育，並分發各種避孕器具。早期的計生政策比較溫和，以勸導為主，並沒有施加強制政策。然而，隨著人口快速增長，人地矛盾越來越尖銳，在沒有技術創新的情況下耕地的承載能力也越來越成問題。對此，福特基金會在195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印度人口將在20世紀60年代觸及土地承載能力的上限，隨之而來的可能是糧食危機和饑荒。
正如18世紀末的馬爾薩斯沒有預料到，新技術的出現會緩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人口”和“按算術級數增長的糧食”之間的矛盾，福特的報告也低估了“綠色革命”對於印度土地承載能力的提高作用。從1967年開始，印度從菲律賓引進高產雜交水稻、從墨西哥引進高產雜交玉米和小麥。根據印度學者巴葛望(Bhagavan)的研究，在配合使用肥料、農藥、灌溉和農機的理想條件下，這些新型雜交作物的畝產可以達到原有作物的3到4倍，但是由於缺乏農資、農機、農技，實際上的增產規模往往只有2倍左右。雖然和理想有差距，但是2倍的增產規模依然非常可觀。對於印度的決策者來說，這就意味著在不用明顯增加勞動力、土地的情況下，經濟產出可以獲得大規模提高，好比天上掉餡餅。
脫胎於幾個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精英對於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大國地位有著異乎尋常的執著追求，而由“綠色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大躍進則被決策者視為印度邁向工業化、現代化的戰略機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新增加的農業產出可以整體提高廣義儲蓄率，而這種資本累積是將整個國家推向工業化、現代化的關鍵原動力。
然而，印度政府很快發現，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很快就被增長的人口所抵消。原因很簡單：農業新增的產出被用來養育更多的人口，而由於土地的面積、肥力、水熱限制，勞動力投入土地的產出呈邊際遞減的狀態，一份勞動力的投入甚至換不回對等的農業產出。到頭來雖然土地產出的絕對值提高了，但是由於人口同步(或者更快)增加，大部分新增的產出被用於消費，而不是投資，最後大部分人依然處於溫飽和饑荒之間的臨界狀態。這很像黃宗智所說的“內卷式發展”。正因如此，當時印度決策者認定，人口快速增長就是經濟增長最大的阻礙。
這種想法解釋了為什么印度政府沒有在糧食、資源矛盾極為尖銳的60年代推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反而在糧食供應狀況大為緩解的70年代推行了極具強制色彩的絕育方針。除了印度第五個五年計劃(1974-1978)將計劃生育變為學校必修課程之外，最有名的強制計生措施莫過於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1975年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實施的大規模絕育手術，主要是男性的輸精管切除術。據統計，英迪拉·甘地時期有超過800萬人接受這種強制絕育手術。雖然印度官方宣稱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擁兩個孩子(及以上)的男性，但是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有很多接受這種手術的人其實是貧困潦倒的窮人和走投無路的流浪者，因為地方官員為了滿足絕育指標，往往為“自願”絕育者提供豐厚的獎品——有時是一個半導體收音機。
離控制消費、促進投資的預期目標相距甚遠，這種針對男性的閹割反而引起了嚴重民意反彈，大規模的強制閹割成為197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選舉失利的重要誘因。當時人民黨(並非目前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成功利用強制絕育這一議題扳倒英迪拉，至此男性絕育成了任何一個政黨都望而卻步的政治禁區。除了“政治不正確”的意識因素外，節制人口意味著本族群、本種姓、本民族的票倉在選舉中削弱，正因為這樣的現實利益，沒有哪個政黨願意為計劃生育這種自殺政策背書。
有趣的是，雖然在緊張激烈的政治層面計劃生育變為了事實上的政治禁區，但是在操作層面，計劃生育工作卻從來沒有停止，只是負責計劃生育工作的“印度家庭計劃部(Family Planning)”把幌子換成了“印度家庭衛生和福利部(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極具爭議的男性輸精管切除術也被女性輸卵管結紮術所取代。面對世界上最快的人口增長率和最尖銳的資源矛盾，任何負責任的印度官僚(不是政客)都不敢放松計劃生育工作，每年大量的資金和政策資源依然從聯邦政府源源不斷流入地方政府，用於落實計劃生育工作。
通過建立初級衛生中心(primary health centers)和次中心(subcenters)，印度政府將計劃生育延伸向農村地區。到1991年，全印度有15萬個公共醫療機構提供計生服務，主要是婦女輸卵管結紮。除此之外，印度政府還曾推出各種各樣的計劃生育全國計劃：針對產後婦女的《全印度醫院產後計劃》、針對城市貧民窟婦女的《初級醫療衛生設施再組織計劃》，為結紮手術婦女預留床位的特殊住院項目，在農村推廣宮內避孕器(IUD)的創新項目等等。然而，由於整體衛生水平和執行能力低下，這些項目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因為種種醜聞而成為眾矢之的。例如，2014年在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的一家由廢棄醫院改建的“絕育營地(sterilisation camp)”就爆出了駭人聽聞的大規模醫療事故事件，14名婦女在接受絕育手術之後死亡，隨後假藥、不潔的診療設備、缺乏預診等一些列醜聞浮出水面。
由於執行力和政治鬥爭的因素，印度官方雖然極力推廣計劃生育的相關政策，但總是難以取得較好效果，可以說印度政府不是沒有意願，而是沒有能力。2014年印度人口已達12億6700萬，且保持1.2%的年均增速。印度人口結構很年輕，2014年印度0-14歲人口占比28.5%，而65歲以上人口占比5.8%，目前的平均年齡是26歲(注意不是平均壽命)。人口基數大、增速較快再加上較為年輕的人口結構，使印度獲得了名義上的潛在人口紅利——大量年輕人有作為勞動力投入經濟生產的潛力。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潛力不能發揮出來就永遠只是“潛力”，面對極為有限的工作機會和社會資源，巨量的年輕人可能造成社會動蕩和治安惡化，而這恰恰是許多所謂“人口紅利”國家當前最為擔憂的問題。對此，一家美國政治風險評估公司甚至設計了一個模型，把年輕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結合年輕人的失業率生成的指數，作為衡量一國政治風險的標准。
眼下中國正面臨人口增速放緩、結構老化和男女比例失調的嚴峻挑戰，因此很多人樂於順手援引印度作為積累“人口紅利”的正面榜樣，但是細看之下這種對比其實是有問題的。印度通過“計劃生育”獲取人口紅利進而獲得工業化、現代化資本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目前印度大量勞動力仍然集中於生產力低下的農業部門，而服務業也由於工業發展滯後而相對繁榮，因此整體上看印度依然處於前工業時期。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中，普通人在其他生產要素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只能靠增加人口數量以擴大生產，因此傾向於生育更多的小孩。但是如果社會進入工業化階段，人們會發現與其增加數量，不如通過提高人口質量促進經濟產出，同時也會發現在工業社會生育小孩的機會成本遠高於前工業化社會，因此開始傾向於增加人力資本投入，而不是增加人口數量。
由此可見，這種社會經濟轉型才是決定人口增長形態的決定性因素。與其說印度目前擁有的“人口紅利”源自其不徹底的計劃生育事業，不如說來自印度工業化和現代化努力的失敗。倘若英迪拉·甘地成功實施計劃生育，並通過提高“綠色革命”提高的農業積累勒緊褲腰帶成功實現基礎性的工業化，那么現在印度還需不需要當前的人口紅利?
透過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到，“計劃生育”政策其實處於一種微妙的悖論中：成功的計劃生育有利於工業化，而工業化的成功卻又反過來聲張“計劃生育”的多餘;失敗的計劃生育阻礙了一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敗的工業化又恰恰證明了計劃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說，成功的計劃生育到頭來會被認為“多餘”，而失敗的計劃生育被認為“必須”，這也許正是計劃生育如此具有爭議性的原因。這個悖論有點像伊格爾頓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的遭遇，馬克思預言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的毀滅，這種危機感促使資本主義國家改良，從而延續了生命，避免了毀滅。獲得冷戰勝利的資本主義國家志得意滿，反過來嘲弄馬克思是多餘的。後生者往往站在曆史情境之外看問題，從而得出扭曲的結論。
不過有一點可以想象，倘若中國工業之路中途受挫，前工業化社會經濟結構老而彌堅，那么現在中國的“人口紅利潛力”絕不會亞於印度。 （作者：毛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