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挪威作家。2009-2011年，出版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这本书。

2007年，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犹如困兽。他身高一米九，金发，英俊，有三个孩子，住在瑞典的海滨小城马尔默。他三十九岁。他是个挪威作家——小说家，准确地说。他出版过两部颇受好评的小说：《出离世界》和《万物皆有时》。他正在写第三部——那正是他困境的来源：他写不出来。他已经写了六年，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他自信有才华和天赋，但是——他就是写不出来。

阻碍他前进的清单中包括：纸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香烟、酒、妻子、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嫉妒、虚荣、焦虑……一切。或者说，生活本身。生活本身让他无法写作——无法虚构，准确地说。但虚构难道不正是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责任？更不幸的是（或者应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克瑙斯高先生具有一种高强度的、近乎自虐的责任心，无论是作为儿子、父亲、丈夫，还是小说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如此痛苦、焦躁、迷茫、坚持、绝望，直至最终，顿悟。

跟克瑙斯高笔下的其他许多时刻一样，这次顿悟被描绘得具有双重色彩：既日常又神秘。它来自最平凡的日常体验，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半神启式的光晕：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还闪着光亮，其余部分因微弱的反光显得暗无光彩，左面整个脸部处在阴影中。两道深皱纹爬过前额，两边脸颊上各刻下一道深纹，纹路暗黑。当这双眼睛严肃地凝视，嘴角微微向下，让人不得不联想，这张脸阴郁时又该会是怎样。

在这张脸上刻印下了些什么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时钟正指23点43分。作者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写作的此时此刻三十九岁。我有三个孩子，万妮娅、海蒂和约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达·博斯特伦。他们四个人都各自在我身边的屋里睡觉，这是在马尔默的一所公寓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半。”

“既然我无法虚构，我就不做任何虚构”

2008年2月27号晚上11:43。在克瑙斯高的第三部小说，长达六卷本（近四百万字）的《我的奋斗》中，这是个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时间。一切都由此开始。一切都以此为轴心向外辐射、扩散、旋转。正是在这一刻，当他凝视着玻璃窗中自己幽灵般的面孔，当他写下“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产生了一个顿悟：既然生活让我无法虚构，那么我就来写写这个让我无法虚构的生活。既然一切都让我无法写作，那么我就来写写这让我无法写作的一切。既然我无法虚构，我就不做任何虚构，姓名、时间、地点、事件——统统照搬现实。总之，这是一次对虚构，对“编故事”的彻底放弃，并且这种放弃因为筋疲力尽而显得更为从容不迫。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费里尼那部著名的电影《八部半》。两者的主人公都是深陷中年困局的艺术家（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小说家），他们的危机都来源于自己的创作（《八部半》中的导演圭多——他完全可以被看成是费里尼本人的分身——正在筹拍一部科幻巨片，而克瑙斯高则不停地说——以至于听上去就像某种咒语——自己要写一部的《白鲸》式的杰作），而最重要的是，面对危机，他们最终采取了相同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展示危机本身。圭多在片中的名言是：“我无话可说……但我还是想说”，他接着又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拍摄进去”。这几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克瑙斯高：我没故事可写……但我还是想写——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从“一无所有”到“所有一切”，这两者之间有逻辑关系吗？D.A.米勒在对《八部半》的精彩论著中曾这样写道：“如果你无法拍摄所有一切，那么‘无’就成了真正的完美。但如果像圭多一样，你不可能选择‘无’，那么所有一切就是最好的替代……（于是）我们似乎从一种消极的混乱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混乱，从思想贫乏转化为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性。”

但这种“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性”很快就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这种极端的自我沉溺有什么意义？（用《八部半》中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个记者的话说，“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真的以为你的个人生活能引起别人的兴趣？”）时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拍于1963年的《八部半》已成为名垂影史的杰作，而《我的奋斗》则是21世纪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它让全球无数读者心醉神迷。

“他几乎毫无掩饰地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正常感情”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如此全身心地、不知不觉地、无法自控地融入一个角色了？经历过乔伊斯、贝克特、罗伯·格里耶的艰险崎岖，阅读克瑙斯高简直就像在空中滑翔，或者在冰面上滑行，轻快得几乎令人有罪恶感。他的叙述似乎带着一种速度感，一旦踏入其中，我们便像登上了一辆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但同时一切又都是清晰的、安稳的——这是一辆磁悬浮列车。他取消了与风格的摩擦。虽然他描写的对象包罗万象极其繁琐，但他使用的句子却是雷蒙德·卡佛式的，简洁、透明、流畅，极富节奏感，我们几乎要被它们席卷而去——那也正是它为什么会让人手不释卷，即使没有魔法没有虚构没有情节，即使喝一杯咖啡可以写上二十页，因为：你怎么可能跳下一辆飞驰的磁悬浮列车？

除了这种节奏感，这种白描式的速写手法，克瑙斯高叙事中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反讽”的完全缺失。在这里，语句的节俭克制与情感的毫无克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哭，他怨恨，他愤怒，他温柔，他嫉妒，他挣扎、奋斗（是的，即使这唯一带有一点反讽色彩的，来自希特勒的标题，《我的奋斗》，最后也显得无比贴切）……他几乎毫无掩饰地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正常感情，而这对于现代小说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如果我们说，《我的奋斗》是近五十年来最真挚的一部小说（它的确是）——那么这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污辱，而不是赞美。因为“真挚”这个词——至少对现代小说而言（更不用说后现代了）——已经彻底沦为贬义。从本雅明到昆德拉，“反讽”已经成为现代写作的必备装置，其重要性就像避孕套之于做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文学的艾滋病：媚俗。那么，克瑙斯高凭什么免疫？

“追寻真正的完美，既无可能也没必要”

凭借放弃。因为正如我们在一开头就看到的那样，《我的奋斗》并非源自某种希望、灵感或者创意，而是源自彻头彻尾的失败和绝望。2008年2月27日的那个晚上，当克瑙斯高决定彻底放弃虚构的时候，他知道那也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伪装，所有伪善，甚至所有风格。这是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悲壮的“真挚”。有哪个作家会（敢）在作品中数十次地反复抱怨做家务让自己无法写作？有谁敢公开声称自己觉得父亲“还不如死了好”？这种“真挚”毫无媚俗迎合之意，它更像是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复仇，一种“文学自杀”。

《八部半》以导演圭多在新闻发布会上钻进桌子下开枪自杀而告终，而在《我的奋斗》最后一卷里，克瑙斯高则“欣慰地宣布，我已不再是个作家了”。《八部半》里的“半部”代表着什么？那部令人绝望的，永远拍不成的科幻大片？还是这部没有故事，自我映射的电影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我的奋斗》的六卷本是“六部半”。那隐形的“半部”代表绝望、放弃和完美。那“半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么在意自己的人生，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回事，我们最终都将归于尘土，无足轻重。而我们应该把这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放弃当成一种动力，一种反抗与安慰：因为在这必有一死的人生中，追寻真正的完美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就像克瑙斯高在第一卷的结尾，当他最后一次面对父亲尸体时所写的：

“现在我看到的是没有生命的躯体。这曾经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和他躺着的这张桌子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这张桌子所在的地板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窗户下面墙上的插座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旁边的台灯一段垂落下的电线不再有任何区别。因为人只是在所有其他形态当中的一种形态——如造物世界一再显示出的那样……死亡，像我始终感觉的那样，在生命里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幽暗而令人销魂。然而它就像爆裂开的一根水管，风中折断的一个树枝，从衣架上滑落坠地的一件衣衫。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