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挪威作家。2009-2011年，出版六卷本自傳小說《我的奮斗》，在挪威，每十個人就有一人讀過這本書。

2007年，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猶如困獸。他身高一米九，金發，英俊，有三個孩子，住在瑞典的海濱小城馬爾默。他三十九歲。他是個挪威作家——小說家，准確地說。他出版過兩部頗受好評的小說：《出離世界》和《萬物皆有時》。他正在寫第三部——那正是他困境的來源：他寫不出來。他已經寫了六年，他知道自己要寫什麼，他自信有才華和天賦，但是——他就是寫不出來。

阻礙他前進的清單中包括：紙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飯、打掃、香煙、酒、妻子、孩子、幼兒園、鄰居、朋友、嫉妒、虛榮、焦慮……一切。或者說，生活本身。生活本身讓他無法寫作——無法虛構，准確地說。但虛構難道不正是一個小說家最基本的責任？更不幸的是（或者應該說，幸運的是），我們的克瑙斯高先生具有一種高強度的、近乎自虐的責任心，無論是作為兒子、父親、丈夫，還是小說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會如此痛苦、焦躁、迷茫、堅持、絕望，直至最終，頓悟。

跟克瑙斯高筆下的其他許多時刻一樣，這次頓悟被描繪得具有雙重色彩：既日常又神秘。它來自最平凡的日常體驗，卻又带着一種淡淡的，半神啟式的光暈：

“當我坐在這里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還閃着光亮，其余部分因微弱的反光顯得暗無光彩，左面整個臉部處在陰影中。兩道深皺紋爬過前額，兩邊臉頰上各刻下一道深紋，紋路暗黑。當這雙眼睛嚴肅地凝視，嘴角微微向下，讓人不得不聯想，這張臉陰郁時又該會是怎樣。

在這張臉上刻印下了些什麼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時鐘正指23點43分。作者我，卡爾·奧韋·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寫作的此時此刻三十九歲。我有三個孩子，萬妮婭、海蒂和約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達·博斯特倫。他們四個人都各自在我身邊的屋里睡覺，這是在馬爾默的一所公寓里，我們已經在這里住了一年半。”

“既然我無法虛構，我就不做任何虛構”

2008年2月27號晚上11:43。在克瑙斯高的第三部小說，長達六卷本（近四百萬字）的《我的奮斗》中，這是個類似宇宙大爆炸的奇點時間。一切都由此開始。一切都以此為軸心向外輻射、擴散、旋轉。正是在這一刻，當他凝視着玻璃窗中自己幽靈般的面孔，當他寫下“我，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他產生了一個頓悟：既然生活讓我無法虛構，那麼我就來寫寫這個讓我無法虛構的生活。既然一切都讓我無法寫作，那麼我就來寫寫這讓我無法寫作的一切。既然我無法虛構，我就不做任何虛構，姓名、時間、地點、事件——統統照搬現實。總之，這是一次對虛構，對“編故事”的徹底放棄，並且這種放棄因為筋疲力盡而顯得更為從容不迫。

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費里尼那部著名的電影《八部半》。兩者的主人公都是深陷中年困局的藝術家（一個是導演，一個是小說家），他們的危機都來源于自己的創作（《八部半》中的導演圭多——他完全可以被看成是費里尼本人的分身——正在籌拍一部科幻巨片，而克瑙斯高則不停地說——以至于聽上去就像某種咒語——自己要寫一部的《白鯨》式的杰作），而最重要的是，面對危機，他們最終采取了相同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展示危機本身。圭多在片中的名言是：“我無話可說……但我還是想說”，他接着又說，“我要把所有東西都拍攝進去”。這幾句話同樣也適用于克瑙斯高：我沒故事可寫……但我還是想寫——我要把所有東西都寫進去。從“一無所有”到“所有一切”，這兩者之間有邏輯關系嗎？D.A.米勒在對《八部半》的精彩論著中曾這樣寫道：“如果你無法拍攝所有一切，那麼‘無’就成了真正的完美。但如果像圭多一樣，你不可能選擇‘無’，那麼所有一切就是最好的替代……（于是）我們似乎從一種消極的混亂轉化為一種積極的混亂，從思想貧乏轉化為取之不盡的個人總體性。”

但這種“取之不盡的個人總體性”很快就必須面對一個新的問題：這種極端的自我沉溺有什麼意義？（用《八部半》中的新聞發布會上兩個記者的話說，“你是不是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你真的以為你的個人生活能引起別人的興趣？”）時間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拍于1963年的《八部半》已成為名垂影史的杰作，而《我的奮斗》則是21世紀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之一，它讓全球無數讀者心醉神迷。

“他幾乎毫無掩飾地展現了人類所有的正常感情”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我們已經多久沒有如此全身心地、不知不覺地、無法自控地融入一個角色了？經歷過喬伊斯、貝克特、羅伯·格里耶的艱險崎嶇，閱讀克瑙斯高簡直就像在空中滑翔，或者在冰面上滑行，輕快得幾乎令人有罪惡感。他的敘述似乎带着一種速度感，一旦踏入其中，我們便像登上了一輛風馳電掣的高速列車，但同時一切又都是清晰的、安穩的——這是一輛磁懸浮列車。他取消了與風格的摩擦。雖然他描寫的對象包羅萬象極其繁瑣，但他使用的句子卻是雷蒙德·卡佛式的，簡潔、透明、流暢，極富節奏感，我們幾乎要被它們席卷而去——那也正是它為什麼會讓人手不釋卷，即使沒有魔法沒有虛構沒有情節，即使喝一杯咖啡可以寫上二十頁，因為：你怎麼可能跳下一輛飛馳的磁懸浮列車？

除了這種節奏感，這種白描式的速寫手法，克瑙斯高敘事中的另一個驚人之處是“反諷”的完全缺失。在這里，語句的節儉克制與情感的毫無克制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哭，他怨恨，他憤怒，他溫柔，他嫉妒，他掙紮、奮斗（是的，即使這唯一带有一點反諷色彩的，來自希特勒的標題，《我的奮斗》，最後也顯得無比貼切）……他幾乎毫無掩飾地展現了人類所有的正常感情，而這對于現代小說是一件極不正常的事。如果我們說，《我的奮斗》是近五十年來最真摯的一部小說（它的確是）——那麼這聽上去更像是一種污辱，而不是贊美。因為“真摯”這個詞——至少對現代小說而言（更不用說後現代了）——已經徹底淪為貶義。從本雅明到昆德拉，“反諷”已經成為現代寫作的必備裝置，其重要性就像避孕套之于做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阻止文學的艾滋病：媚俗。那麼，克瑙斯高憑什麼免疫？

“追尋真正的完美，既無可能也沒必要”

憑借放棄。因為正如我們在一開頭就看到的那樣，《我的奮斗》並非源自某種希望、靈感或者創意，而是源自徹頭徹尾的失敗和絕望。2008年2月27日的那個晚上，當克瑙斯高決定徹底放棄虛構的時候，他知道那也意味着他要放棄所有偽裝，所有偽善，甚至所有風格。這是一種近乎自暴自棄的，悲壯的“真摯”。有哪個作家會（敢）在作品中數十次地反復抱怨做家務讓自己無法寫作？有誰敢公開聲稱自己覺得父親“還不如死了好”？這種“真摯”毫無媚俗迎合之意，它更像是一種對生活本身的復仇，一種“文學自殺”。

《八部半》以導演圭多在新聞發布會上鑽進桌子下開槍自殺而告終，而在《我的奮斗》最後一卷里，克瑙斯高則“欣慰地宣布，我已不再是個作家了”。《八部半》里的“半部”代表着什麼？那部令人絕望的，永遠拍不成的科幻大片？還是這部沒有故事，自我映射的電影本身？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我的奮斗》的六卷本是“六部半”。那隱形的“半部”代表絕望、放棄和完美。那“半部”告訴我們，無論我們多麼在意自己的人生，無論我們每個人多麼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當回事，我們最終都將歸于塵土，無足輕重。而我們應該把這種對自我重要性的放棄當成一種動力，一種反抗與安慰：因為在這必有一死的人生中，追尋真正的完美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就像克瑙斯高在第一卷的結尾，當他最後一次面對父親屍體時所寫的：

“現在我看到的是沒有生命的軀體。這曾經是我父親的那個人和他躺着的這張桌子之間已經不再有任何區別，或者和這張桌子所在的地板不再有任何區別，或者和窗戶下面牆上的插座不再有任何區別，或者和旁邊的台燈一段垂落下的電線不再有任何區別。因為人只是在所有其他形態當中的一種形態——如造物世界一再顯示出的那樣……死亡，像我始終感覺的那樣，在生命里它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幽暗而令人銷魂。然而它就像爆裂開的一根水管，風中折斷的一個樹枝，從衣架上滑落墜地的一件衣衫。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