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受《萊比錫報》的委托，尤利烏斯·迪特馬從德國出發，打算作一次橫跨兩洋和歐亞大陸的環球旅行。就在這一年的深秋時分,他們一行人從鴨綠江朝鮮一側進入中國，先後游歷了北方的盛京（沈陽）、天津、北京、青島和南方的上海、香港和廣州。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會的真實狀況給這位德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巨大變革的邊緣，皇室及其官員的亂政已經達到了不可忍受的頂點。”與迪特馬同行的還有一位德國小姐法爾克、俄國間諜Z先生、一位英國人摩爾女士，還有一位美國人利維斯。他們當中既有帝國主義者，也有和平主義者，既有對中國充滿好奇，急于想了解這個東方國家的人，也有對中國十分熟知，並且熱愛中國文化的人。這些持各自不同立場的西方人就中國的文化和政治展開的、時而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討論，都被記錄在迪特馬的旅行記《在新中國》一書當中。自1911年春天開始，這部游記首先在《萊比錫報》連載，後來被輯入位于科隆的“沙夫斯泰因出版社”的“綠皮小叢書”中正式出版。作為當時歐洲人對晚期中華帝國的直接觀感，這本有關中國帝制末期的小書在歐洲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弗蘭茲·卡夫卡是“綠皮小叢書”的忠實讀者，對中國古代思想、詩歌和玄怪小說情有獨鐘的他自然不會錯過這本在當時歐洲還算少有的描繪中國現狀的旅行記。盡管人們在其死後留下的藏書中沒有能夠發現它的影子，但其小說《中國長城修建時》的創作靈感顯然來自于迪特馬游記中有關山海關長城的文字及其照片。《在新中國》不僅為卡夫卡的長城故事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敘述框架，而且還奠定了整個小說的基本情調。《中國長城修建時》是一篇用“鉛筆草草寫成”的殘稿，它看起來模糊、混亂，勾勾划划之處比比皆是。面對“分段修建”長城的方式和“最高領導”的意圖，小說敘述者“我”表現出了無比的困惑，繼而對僵臥病榻的皇帝始終無法通過自己派出的信使向帝國偏僻角落的臣民傳達一道口諭的現象頗為不解，小說的結尾出現了一個令人感到更加匪夷所思的場景：就在長城始建30年之後的某一天，一個陌生的水手突然駕船來到小村莊，向“我”的父親傳遞了長城修建的消息，當後者對此搖頭一再表示不與置信之時，水手就跳上帆船匆匆離去。我們知道，無論是敘述者“我”，還是結尾處突然出現的“水手”，二者身上都有卡夫卡的身影，作家在此化身為一位學者——“我”是建築师和“比較民族史”的研究者——和一位戰士，這一雙重身份將我們引入了重建中華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具體歷史語境當中。須知，1905-1911年間，大清帝國和奧匈帝國，以及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橫跨歐亞大陸的四大多民族帝國幾乎同時面臨着多重的危機：憲政危機、邊疆危機等等。這些帝國因無力應對上述危機，遂在1917-1923年間相繼走向解體，在崩潰和瀕臨崩潰的帝國邊疆出現了許多新的民族國家。

1916年末，第一次大戰接近尾聲，德奧同盟在東西兩線的不利戰局造成了奧匈帝國深刻的統治危機。物資的嚴重短缺引發了國內民眾的厭戰情緒，戰前已經凸顯的民族沖突日趨激化，要求盡快結束戰爭和民族獨立的各派政治力量暗潮涌動。11月22日，弗蘭茲·約瑟夫皇帝的去世使1867年建立的奧地利和匈牙利二元體制失去了唯一的維系力量。迫于帝國瀕臨瓦解的局面，剛剛登基的新皇帝卡爾一世在1917年3月12日宣布重新召開因日耳曼族裔和捷克族裔的政治紛爭而中斷了三年之久的帝國議會。三天之後（3月15日）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加速了重新修改憲法的進程。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帝國議會于5月30日重新召開，與會的各派政治力量紛紛要求將“哈布斯堡-洛林王國轉變成一個建立在民族自覺權之上，由多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國家組成的聯邦國家”。即便如此，包括以推翻帝制為目標的民族主義極端勢力在新的國會中也沒有市場。捷克民族主義者主張的“歷史法權”沒有成為會議的議題，捷克代表團的領導者在會上依然堅持宣誓效忠于哈布斯堡國家，同時要求按照聯邦制的路線重組帝國。由此看來，雖然皇帝已死，但在約瑟夫統治之下，奧匈帝國在經濟繁榮時期所積蓄下的國家意識卻沒有迅速消散，至少在國會重開之際，以聯邦主義和愛國主義為底色的“大奧地利”帝國觀念依然佔據了公共輿論的主流。

就在這時，維也納的一位名為弗里茨·蘭普爾的作家致信卡夫卡，邀請他加入由一些藝術家共同發起的奧地利愛國主義組織——“藝術廳”。同年3月8日，卡夫卡在回信中這樣說道：“我顯然搞不清楚，一個在精神上無論以什麼方式完成統一的大奧地利是何種面目，當然，我想自己也不能完全融入這個精神意義上的國家，在這樣的決斷面前，我因感到害怕而退縮了。然而，這不會給您的組織带來任何損失，恰恰相反。我根本就沒有能力融入其中，我個人的見識淺陋，也不具備任何決定性的影響力。我的參與不久就會給您带來麻煩。”4天之後，卡爾一世便宣布不久將重開國會。在此期間，至少是在3月29日之前，卡夫卡寫下了《中國長城修建時》，兩個月之後，國會正式召開，作家所關心的奧地利重建問題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

重建“大奧地利”所面臨的障礙首先來自于在奧地利國家有着悠久歷史的自治傳統，這一獨特的政治制度自1849年革命之後形成之後一直延續到1918年。長期以來，奧地利帝國的政府與民間自治機構之間組成了一種相當復雜的雙重行政體系，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卡夫卡的《城堡》中窺見一斑。1900年代，民族自治思想在奧地利成為主流的政治話語。毋庸置疑，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民族自治制度曾經激發了新的奧地利民族意識，然而到了帝國末期這一制度發展到了臣民們不再以家鄉而是以各自所屬的集體身份——族群歸屬——來加以區分的地步。史學家施杜爾茨認為，自1867年至1918年之間，奧匈帝國的政治經歷了一個明顯的“族群化”時期。民族自治導致的民族隔離日趨嚴重，各民族之間充滿了怨恨和敵意。具體來說，日耳曼族裔和捷克族裔就國家政治生活中應當使用何種民族語言而展開的政治斗爭已經將卡夫卡所生活的波西米亞王國首府布拉格分裂成兩個陣營：“人們可以說，把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分離開來的東西是‘一道玻璃牆’”，“帝國的其它地方也是如此。”在奧匈帝國的晚期，從兩個屬國之間到普通的民眾之間，正在用語言和族群的籬笆築起一道道的圍牆，把自己封閉起來，這恰恰是“良好的意圖”所带來的“邪惡的後果”。如此冷漠、封閉、充滿敵意的奧匈帝國國民，與迪特馬于《在新中國》中所記錄的美國人摩爾女士眼中的那些“躲在重重圍牆之後”的晚清中國人有何不同？隱藏在《中國長城修建時》中的“分段修建”與“民族自治”背後是試圖平息族群和語言紛爭的帝國治理技術，它所體現的正是“我們”——普通民眾——的本性。“在對最高領導所做安排的解讀當中，我們認識了自己，假如沒有領導，我們從學校里得來的那點兒知識和理解力，連我們在一個巨大的整體之中承擔的小小職責也無法完成”，卡夫卡借《中國長城修建時》的敘述者之口說，維持帝國境內各個族群間的妥協或平衡，勿使其中的任何一支像春天的潮水般泛濫成災，這是帝國治理技術的秘密。生活在中國長城修建時的這位敘述者，不僅對王朝的過去不感興趣，對遙遠的北方民族、對帝國發動的邊境戰爭都置若罔聞，僅僅因為語言和族群的不同，他和他的族群甚至連鄰省爆發的叛亂也表現出厭惡的態度。

另一重障礙則來自于皇帝與其臣民之間的阻隔。長城故事中的那位皇帝無法將口諭傳達到生活在帝國一隅的現象便是這種君臣阻隔的明確象征。在參觀了北京的故宮之後，迪特馬在他的游記中這樣寫道：“天子生活在神聖的閉塞當中，因為對中國人來說，他是最受尊重的人。就像一個被關進金籠子的囚犯一樣，我想起了一個修飾語‘孤獨的男人’，實際上這只是他的諸多名頭之一。正在強有力地叩擊中國大門的新時代，難道不會連這種光榮的苦難一同掃盡嗎？”那位俄國間諜補充道：“人們把他們的皇帝命名為天子，普通的中國人不敢奢望見他一面，甚至不能抬眼看他。當皇帝出行時，街道必然被封閉起來，全部門窗都必須關上，以至于普遍民眾中沒有人看到過他。”與深處隔絕狀態的光緒和宣統皇帝一樣，晚年的約瑟夫沉浸于失去親人、政治暗殺和對戰局的悲觀情緒，陷入了一種老年人的孤獨之中。在大部分時間里，他只能留在美泉宮聽取官員們的匯報，埋頭處理文件，維也納的百姓對他更是難得一見。“他和外部世界之間隔着某種霧靄，某種極大的疲憊”，公主瑪麗亞·瓦萊里甚至這樣說道。于是，圍繞皇帝周圍形成了一個神話，有關他已經駕崩的消息不脛而走。

如何克服上述的雙重障礙，重建一個在“精神上統一的大奧地利國家”？在《中國長城修建時》中，卡夫卡借敘述者之口說道：中華帝國的崩潰一方面主要源于帝國政府無力將帝制紮根于甚至是最為遙遠的邊民心中；另一方面則源于人民缺乏足夠的想象力和信仰力，將帝制由在北京那里表現出的沉淪中拯救出來，將其全部的生命力和現實性引入到普通人的心目當中，但卡夫卡又馬上說道，這一弱點恰恰是“我們的生存根基”。循着自然主義的路徑，像活躍在當時的政論家和法學家赫爾曼·巴爾認為奧地利的未來在眾多的自治社區一樣，卡夫卡認為中華帝國的未來在鄉土和村落，新的國家必須建立在鄉村中自然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生活形式這樣一個堅實的基礎之上，反對將族裔的問題人為地加以政治化。至于帝王本人，卡夫卡再次借故事的敘述者之口說道：“然而，活着的皇帝卻跟我們一樣，與我們一樣地坐在他的龍床之上，這張床大小看似合適，實則相對逼促和狹窄。”奧匈帝國的皇帝們出自哈布斯堡家族，後者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天主教的聖體學說之上，通過虛構其王朝締造者魯道夫一世因曾經施助于一位牧师而被上帝賦予統治世界之權力的方式，使出于這一家族的神聖羅馬皇帝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外衣。我們看到，在長城故事中，卡夫卡在刻意剝去披在皇帝身上的這層神聖的外衣，即在為帝王去聖化。在卡夫卡看來，只有順應人民的自然習性，去除帝王的神聖性才能在沒有皇帝的奧匈帝國重建一個統一的“大奧地利”國家。

為此，他情願作一位傳遞訊息的“水手”和捍衛帝國不受異教徒侵犯的戰士，在一番激烈的言辭未能起到召喚民眾的效果之後，便“撲騰跳上帆船”走向了“聖戰”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