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分辨妖怪的方法，是各国怪谈故事的一大萌点。而“照妖”而之后如何处置，便多少有文化性格的差异在了。日本画家杉浦日向子的现代图文怪谈《百物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村民打着奇特的鼓音，为一只狸猫化成的行脚僧办丧事（该“僧”前一阵子被狗咬死了）。问他们怎么知道是狸猫呢？答曰，僧人讲法到高兴处，人话就说得不整全了。
亚洲各国的怪谈中，狐狸、貉、猫等妖怪扮成人时往往会露出声音或尾巴之类的马脚，并不稀奇。这则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村民的态度。认出了妖怪，他们没有得胜的快感，没有惊讶和唏嘘，也没有对怪物的道德训诫，而是泰然与之相处；死了，还“特事特办”给处理后事。丧礼之后，村里用狸猫僧化缘来的钱财换上了新的榻榻米，它生前画的弥勒像也挂在了村长的厅堂上。
《百物语》的作者日向子被称为“从江户时代走出来”的文化史专家，其作品的情调和态度，多少也传达了那个时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其作观之，特征有二，一是普通人对“怪力乱神”的态度大都如是淡定，二是没头没尾的故事太多。由此来跟中国怪谈相比，不难看出情趣的迥异。根据妖怪学专家袁珂先生的总结，宋明话本中的怪谈常引《异苑》里“老龟烹不烂，移祸于枯桑”的故事，说的是千年老龟夸口无人能烹烂自己，除非用同龄的枯桑烹之。结果这弱点被人类知道，老龟遭殃，还连累枯桑精一起被烧了个透。同类的故事还有干宝《搜神记》所载的“张华斗狐”。狐精虽只是慕张华才名而来试探，不想被人得了理，不依不饶，除之后快。此外，《列异传》《述异记》和各种唐传奇中的怪谈故事，亦多赞美人类的智慧、控制欲和理性意识如何强于异类。反过来看，尽管传统的日本怪谈百分之七十都袭自中国，但“分辨”和“处置”异类的态度和方式却判然有别。比如传说人与河童比赛摔跤，要点是要迫使河童低头，好让其头上盘子里的水洒出来。这种见招拆招的故事，与其说表达了人类的智慧和控制欲，不如说透着一股子天真憨气。
映照在怪谈中的气质差异，或仍源于宗教搭配的比例和位置。无论是人妖相恋还是伏魔谈，中国怪谈中的人类中心和理性气质，多源于儒家思想中天、地、人的关系。相对的，日本虽然也接收了来自中国的儒学，继而在江户幕府时代搞了一阵子国家化，但他们认知中的儒学，除了遣唐使递送的那一部分，主要还是宋代僧人为政治避难而渡海传教时作为佛教的附赠品“打包”过来的产物。真正占据了国民深层心理的，除了本国的神道教，仍然是佛教世界观。这种宗教中一直有非人类中心的“多元主义”思想，不知怎的就颇合了日本人拿来主义的性格。出生时神道，结婚时上教堂，死时请和尚念经的“人生三段论”，圣诞节和盂兰盆节都过得不亦乐乎且不求甚解，这种近现代日本的文化多元主义，在怪谈里就体现为平等相处的意识，以及日常化的“没头没尾”。
在动画《虫师》中，一种名为“啸春”的虫能够制造出春天的环境，吸引冬眠的动物醒来，吸它们的精气而生活。也有人类受惠于此，得到野菜和果实，代价是睡上几个月。堪为人虫两界观察家的“虫师”总结说，不论为害或有益，“啸春”都不是人的朋友，也不是敌人，只是生存和给养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生物而已。这还算是有其理念诉求的“作者怪谈”，而日本民间的怪谈就无厘头得多了。比如几乎每个日本学校都要流传的一套“七大不思议”，其“不思议”的内容，不是“多出来的台阶”就是“厕所里的花子”，无聊到令人汗颜。此外，专门舔食澡堂或天井污垢的妖怪“垢尝”；让人洗脚，不洗干净就捣乱的“足洗邸”；在行进的路上垂下腰带，或者放下三十六个蚊帐来阻道的狸猫，日本妖怪的心理动机恐怕也会令专迷书生的中国狐精匪夷所思吧。其实中国古代的妖怪里，也不乏此类“无厘头”，特别是源于道家和阴阳家的传说故事。只是这类故事在儒士看来难免幼稚，明清时代便开始乏人问津，而在日本，这类妖怪自诞生起就颇受欢迎，到现在仍然活跃在各类恐怖电影和漫画小说中。
日本人为下水道的井盖也能折腾出一尊妖怪的心态究竟是无聊还是童心未泯，见仁见智，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类滑稽的事他们往往认真对待（比如为了河童头上那个盖儿写论文），“正事”却又常常处理得颇为滑稽：在二战后的日本如野草催生般发展经济的日子里，观念的口子放得开，不仅于战时绝种的推理悬疑、民俗怪谈在粗制滥造的刊物里重新复活，还有更早就被军国主义掐灭的“江户子”式的杂耍精神。在昭和天皇发表了“我是人”的“人间宣言”粉碎了国民的神皇梦后，立即出现了杂货铺的老板和农村妇女宣布自己是“真天皇”之类的模仿事件；为了避免再次军国化，日本宗教政策放宽，一听说宗教法人不交税，便有电器铺子自称“爱迪生教”，“饭馆教会”也遍地开花，而日本政府竟都煞有介事地予以承认。最近已蓬勃发展了二十几年的太阳神教教主（毕业于名牌大学，每年著作都在畅销书之列）又出了新专著，声称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守护灵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对话……在日本，“都市怪谈”经常可以转化为新兴宗教，似乎反之也亦然。
除了宗教理念的影响，导致日本人如此行事的根本动机，或在于“妖怪”在日本常常被视为真事。妖怪学家柳田国男发现，山里人通常并不会对怪谈大惊小怪。“水里有鱼，地里有虫，暗夜里有妖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日向子的漫画人物面对墙上伸出来的手，总是会像谈天气一样说，“这不是常有的事情，只是偶然发生。”就连站在“科学”一边的“妖怪博士”井上圆了，也没有最终否认妖怪的真实性。
所谓伏魔谈，是来自于不信妖怪的社会和时代。现代乌托邦的悲剧源自它的洁癖：生而无死，爱而有果，有人无魔。而日本人不大受此“科学咒语”的拘束。他们认为，神魅鬼怪无不是由人心生成的，信心稀薄，神的形貌也就越来越小，直到完全消失。而新兴的事物（手机、电视、网络、汽车……）同样有它们的精和神、妖和怪。
万物有灵，兼容并包，有时也会让日本人觉得心累。许多日本人信仰基督教，不是出于形而上的理由，其实是因为日本“八百万神”和“百鬼夜行”让规矩和忌讳太多。上帝只有一个，可真简洁啊！“妖怪漫画家”水木茂说，如今住在公寓里，所有的神灵都溜走了，自己空闲不少。原来可是忙得不亦乐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