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森林》剧照，林青霞出没在重庆大厦。
《香港重庆大厦》 作者：麦高登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 走在人潮涌动的尖沙咀，很容易就会错过大名鼎鼎的重庆大厦。除了大厦门口不时进出的中东裔和非裔人口，并没有其他任何视觉上的元素能提醒你这座大厦的存在。然而，对于任何喜爱王家卫电影和热爱美食的人，重庆大厦无论如何不容错过。 进入重庆大厦，倘若你能顺利地在灯光昏暗的底层直抵电梯的所在，大概还要经历几轮才能挤上那台容积约为5人的老电梯。出了电梯，扑面而来的是迷宫一般的走道。廉价旅社，贩售山寨产品的商铺，餐馆的霓虹店招混合着若干种气味将人淹没，让人生出一种落荒而逃感。身处其中，几乎难以想象这样一个边缘地带正是处于香港这座繁华都市的中心。 城市飞地 低端全球化的未来就是重庆大厦的未来？ 在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里，王家卫《重庆森林》中的地下犯罪，成为了麦教授笔下的日常——这一点不论是“人群”一章还是“法律”一章里，都多有呈现。某种意义上，这种被封闭或限制于重庆大厦这一高密度空间内的各式活动，尤其是犯罪与边缘犯罪的大量混合，反而成为了猎奇的客体，吸引不少外籍人士来大厦住宿，以便见证或体验在香港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体验的刺激氛围。以至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会因重庆大厦在被略加规整之后，认为其失去了早先的魅力。 对任何人而言，重庆大厦都是一个绚丽的万花筒；而麦高登教授在呈现这一万花筒的同时，更是试图强调：一方面，在重庆大厦存在着所谓以从边缘国家到中心国家的低端全球化流动，这样的流动在未来，会有在更多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城市节点发生；另一方面，在重庆大厦，有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碰撞和杂居，这种种族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态，形成了超越国家和种族文化的相互认同。因此，在麦高登教授看来：今日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 尽管对于麦高登教授为撰写此书所做的详尽田野工作抱有相当的敬意，我个人却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上述的结论其实容易带来某些潜在或隐含的误导：低端全球化仅在重庆大厦能被观察到，因而低端全球化的未来也就是重庆大厦的未来。 在关于城市研究著作里，《落脚城市》的作者桑德斯有着和麦高登教授极为相似的判断。在他看来，那些位于世界中心城市周边的各种社区，各种乡村移民，在人们的漠视与误解之下，其实充满活力。这些被他称为落脚城市的区域，如果加以恰当的引导，完全足以成为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 显然，麦高登笔下的重庆大厦亦属于桑德斯笔下由移民所构成的城市飞地；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重庆大厦作为一幢高层建筑并非是位于香港这座城市的边缘，而恰恰矗立于人潮汹涌的繁华市区。那么，哪怕二者结论相似，桑德斯的著作其实足以反证：麦高登所观察到的低端全球化并非是为重庆大厦独有；只是因为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桑德斯的田野工作所呈现的流动可能仅仅是跨区域而非跨国。 低端全球化 信息的阻隔造成全球化的逆向流动 从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低端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多面体的一个侧面而已；相比之下，通常更加为人们所熟悉的其他侧面，正是资本，商品和信息的全球化。尽管麦高登教授并没有给出低端全球化的严格定义，但从他反复强调的文字来看，低端全球化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制造商人完成了另一种反向的（从边缘国家到中心国家）全球化流动。而在学者项飙的成名作《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里，也触及了同样的逆向流动。只不过，那样的流动仅发生在国内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之间。 的确，对全球而言，都在经历一场人口的大迁徙；城市人口会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内继续增长。因此，作为一种与城市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商品流动，某种意义上，低端全球化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未来。只是，这种未来属性内在于低端全球化自身，内在于城市变迁的趋势，而与重庆大厦没有必然的关系。整个事情，不过是这种低端全球化在重庆大厦这一高密度城市空间内更加容易为麦高登的田野调查所凸显。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城市研究者而言，重庆大厦作为研究客体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呈现乃至定义这种逆向流动的低端全球化；而是低端全球化在重庆大厦这样一幢高层都市建筑空间内发生后对于此一都市空间的形塑。 同样值得铺陈的一点是：正如非正式经济与正式经济原本并不矛盾，低端全球化亦并不外在于全球化之整体逻辑——此一反向流动的诞生或缘起，难道不正是资本，商品流动（高端全球化）的受阻？难道不正是因为商品（衬衫、手机）无法直接从中国大陆顺利流入非洲国家，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世界中心才会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人的全球化流动其实形成了对于资本和商品流动的补充。那么上述阻隔一旦减弱，低端全球化也必将面临挑战。 因此，我们在谈论低端全球化的未来时，还应意识到：低端全球化造就的廉价山寨品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福利，除了呼应于区域民众消费能力的低下，同样也还基于信息的被阻断与匮乏。廉价山寨品的出现给予了民众更多选择。这也意味着，信息流通的被阻反而成了低端全球化得以成立的动力和基础。从而，未来重庆大厦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就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对于非洲客商的开放，不仅仅是香港的城市街区更新，更需要考虑信息流动的加速与信息廉价化所带来的釜底抽薪式的一击：一旦购买力能够跟上，辅以铺天盖地的购物指南，民众的消费一定会指向所谓的“原真性”（authenticity）；这一点，大陆代购与海淘的兴起足以说明一切。 《重庆森林》的隐喻 全球化带来人与人、人与物在流动中偶遇或碰撞 一旦将低端全球化从重庆大厦中剥离，剩下的或许是重庆大厦真正的魅力之所依：在重庆大厦的密集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所催生的文化交融，是那一个个漂洋过海而来的谋生故事。事实上，难道这不才是全球化最为字面的含义，承载最多美好愿望的含义——人与人的相遇，文化与文化的交融？在麦高登教授看来，重庆大厦之所以能部分地承载未来，也恰恰在于它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跨越国家，种族文化的高度融合，与极具生命力的生态。只是，即便是看到了这样的生态空间，这依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我无法因此就能确定这样的底层，低端的空间能最终带动和同化那些位于高层的，高速流动的空间。 正如《重庆森林》中王菲偷偷潜入梁朝伟房间的情节所暗示的那样：全球化所带来的并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行变化，它只是让人和人，人和物在流动中偶然地相遇或碰撞，进而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缓慢地从生活的细节切入，最终改变人、改变物。我们永远无法知晓这样的改变和融合需要多久，会不会过期。而重庆大厦的真正意义也正是麦高登为这本书所写下的副标题：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重庆大厦作为一个完整的建筑实体，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全球化的极端区隔——被高端全球化所包围且区隔的低端全球化。它明示我们，可能存在着世界中心的低端全球化或是世界边缘的高端全球化。 尽管，我们每日生存其中的现实可能不会如此极化，但这样的搭配却足以提醒我们：哪怕你身在世界中心（比如北京）亦可能因为在低端全球化的链条之上而遭遇边缘化；而我们基于自身经历习惯性地谈起的北京，也很可能只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北京版重庆大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