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兩天，第四屆核安全峰會將於華盛頓舉行。當地時間30號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已經抵達華盛頓，習近平主席將與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或代表共商全球核安全大計，就加強國際核安全體系建設闡釋中國主張。

　　任何一個國家的核安全問題都事關全球。近日，日本內閣法制局長橫畠裕介在參院預算委員酒甌上表示：“我不認為任何種類的核武器的使用在憲法上被禁止。”這一言論引起了軒然大波。日本手裏那顆“不存在”的核彈會不會變成真正的核彈，這種前景取決於美日同盟關系的未來，進而取決於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未來。】

　　3月18日，日本內閣法制局長橫畠裕介在參院預算委員會議上被問及使用核武器是否違反憲法。他表示：“我不認為任何種類的核武器的使用在憲法上被禁止。”這在國內和國際輿論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從戰後日本政治精英對核武器的態度和戰略上看，卻並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至2016年3月，日本保有至少331千克的武器級鈈。這些武器級鈈是冷戰期間由美英法三國提供的，目的是用於“科學研究”。2014年的第三屆核安全峰會上，美日達成協議：日本將向美國歸還以上所有331千克武器級鈈。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束：日本雖然歸還了美國提供的鈈材料，然而它本身擁有的核技術卻已經有能力生產武器級鈈;更為重要的是，日本自上世紀70年代起就一直在源源不斷地生產鈈材料，並沒有按照其承諾消耗掉;而且日本的兩個試驗性快中子反應堆“常陽”和“文殊”，也存在生產武器級鈈的嫌疑。因此從技術上和材料上，日本的核能力都已經站在核大國俱樂部的門檻上。

　　一直以來，日本都試圖以“和平利用核能”的旗號來消除國際社會對其核能力和意圖的懷疑。然而從日本官方政策的曆史表述以及實際行動來看，徹底放棄核武器都不是日本真正的核戰略。相反，日本一直尋求在不實際擁有核武器的情況下，仍能擁有對潛在對手的核威懾能力，即所謂“技術威懾”：保留足夠的技術和材料以保證迅速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從而達到和擁核同樣的效果。這一戰略選擇，既沒有違背美日同盟的基本方針，也符合國際社會和國內輿論的期待，同時也避免給戰略對手以口實。如果從未來的戰略角度出發，一旦亞太地區和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日本就能在“擁核自立”到“維持現狀”的戰略選項中保持足夠的選擇空間。

　　日本距離核武器究竟有多遠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遭受到核武器襲擊的國家。1945年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成為現代日本國民共同的曆史記憶，也催生了戰後日本民間社會強烈的反核武裝思潮。然而這種社會氛圍沒有阻止日本的政治精英一點一點地突破限制，向核武器靠攏。在不激化國內輿論和國際關切(特別是美日同盟)的前提下，日本以“和平利用核能”為旗號不斷提升核技術及其他技術的能力，成為一個可以迅速制造出核武器的“核門檻”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戰爭期間建造的核研究設施被美軍拆除銷毀，核計劃中斷了一段時間。隨著經濟逐漸恢複，195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核研究計劃，規定核技術將嚴格用於和平目的。這是戰後日本核研究和核工業的肇始。美國也認可了日本對於核能的利益訴求，於1955年簽訂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協定》，開始向日本提供核技術方面的援助。

　　自此，日本在核能特別是核電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開始大規模引進美國的輕水反應堆;70年代在國際石油危機的刺激下，核能成為日本解決能源瓶頸的重要手段，核電迎來一波大發展;隨後在90年代泡沫經濟結束之後，日本的核能產業進入一輪調整期。不過在2011年福島核電站泄露事故之前，核電仍然一直是日本重要的電力來源之一。

　　然而單純的民用核能技術不能滿足日本政治精英對於大國地位的追求。日本從戰後核研究開始時，就將發展核武器列入政策選項的清單上，並堅持不懈地在不觸動美日同盟根本的前提下發展核武裝化的能力。在這個方向上，日本選擇了一條試圖不引人注目的道路：依托民用和科研反應堆進行鈈材料的生產和囤積，並將其解釋為能源或科研目的。鈈材料的累積成為日本核擴散風險的核心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原子彈分為兩種：鈾彈和鈈彈。日本缺乏鈾礦，而鈈可以依靠人工合成，因此成為理想的核材料。目前獲取鈈的主要途徑是處理核電站發電產生的“乏燃料”(即在反應堆內燒過的核燃料)，從其中提取出經過反應從鈾轉變而來的鈈。處理乏燃料、從其中提取鈈原子是一項難度很大的核技術，目前日本恰恰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掌握這項技術的非核國家。這也是其作為核門檻國家中值得注意的原因之一。

　　日本對乏燃料後處理技術的研究始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早在50年代就注意到日本可能發展核武裝的危險，因此一直不允許日本進行乏燃料後處理，並多次阻撓日本向英國、加拿大購買能夠生產武器級鈈的反應堆。此後日本轉變思路，繞開美國開始自主發展乏燃料後處理和鈈材料生產技術。

　　自1967年起至70年代，日本在以上這些方面取得相當的技術突破。特別是1970年第一個快中子反應堆“常陽”的建造，以及1971年與法國合作的乏燃料處理工廠開工，使得日本擁有了生產鈈材料的基礎。美國在1977年卡特政府時期，曾經試圖對日本的乏燃料處理和鈈生產進行約束;但隨著裏根政府的上台，美國逐步放松了對盟國核活動的限制，包括日本。隨後日本的核技術迎來新一輪的發展，乏燃料處理規模不斷擴大，鈈材料囤積量也越來越大。根據聯合國原子能機構(IAEA)公布的報告，2014年日本總共擁有47.8噸鈈，其中10.8噸儲存在國內。這些鈈材料一旦用於制造核武器，總數可以達到上千枚，因此不能不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審視日本現有的核能力可以看出，其在核工業方面有著相當的技術積累，又同時擁有大量的核材料，可以說日本擁有一夜之間就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考慮到日本擁有十分發達的宇航技術(航天火箭可以迅速轉化為戰略導彈技術)，一旦制造出核彈頭就能搭配以射程遠、可靠性高的運載工具，這就意味著核武器進入實戰化。因此就以上這些分析來看，日本比任何核門檻國家都更靠近核武器，特別是用於實戰的核武器。

　　“無核”與“擁核”之間的日本核戰略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間，日本確實發展出了相當可觀的核能力，同時日本的政治精英也對核武器產生濃厚的興趣;但日本始終沒有真正開發出核武器，這是一個悖論。美國軍控專家喬納森·謝爾曾經指出，瑞典具有核武生產能力而沒有生產意圖，利比亞有生產意圖但沒有生產能力，日本是唯一一個有生產能力也有生產意圖，但是卻沒有實際制造核武器的國家。這是因為日本選擇了在當代國際局勢下一個收益更大的戰略：純粹依靠潛在擁核的可能性而非實際擁有，對潛在對手實施威懾。

　　從戰略分析的角度，核武器如果不用於實戰，那么作用就是對敵人實施威懾，嚇阻對手的行動。由於現代核戰爭的毀滅性結果導致核武器基本不能用於實戰，那么威懾幾乎就成了核武器唯一的作用。但是反過來說，如果能夠在不擁有核武器的情況下就能實施對敵人的核威攝，那么就沒有必要把核武器制造出來——考慮到核不擴散條約和國際社會對於研制核武國家的嚴厲態度，將核武器的研究進度控制在一個“既不實際擁核又有能力造核”的臨界點上，既能實現核威懾的目的，又規避國際社會的制裁和譴責，同時也不會過於觸動美國等超級大國的神經。實際上，這一思路就是日本一直以來的“沒有核武器”的核戰略。

　　這一戰略實施的要件有兩點：一，在事實上遵守“和平利用核能”，將核技術研究的進度控制在臨界點上;二，在公開申明“和平”的同時，不將核武器排除出政策選項中，適當地表達擁核的意願。第一點上，日本在技術上已經基本達到了目的，成為最接近核武器的核門檻國家;第二點上，日本的政治精英也在所謂“無核三原則”的宣示下不斷發表言論，努力消除對於核武器的“禁忌”，將核武器列入未來有可能的政策選項中。

　　1955年，日本頒布《原子能基本法》，規定嚴格禁止制造和擁有核武器。然而不久後的1957年，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發表了著名的“核武裝符合憲法”言論，強調日本為了擁有應對現代戰爭的自衛能力，應該考慮擁有核武器。自此岸信介確定了日本核戰略的基本面貌，即將“發展潛在核武器制造能力”和“自我安全保障”結合起來，強調作為威懾工具的核武器具有防衛性質。之後在1958年，岸信介向美國駐日本大使轉達了擁核願望，表示“核武器對日本的安全至關重要”。

　　這一系列的主張自然引起美國的警惕。美國采取了兩手准備：第一，為了消除日本的安全焦慮，1965年時美國明確表示向日本提供核保護傘;第二，外交施壓迫使日本放棄擁核的念頭，1966年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斯戴曼在與日本駐美大使會晤時，明確表示美國對日本持有核武的否定態度。

　　為了打消美國的質疑、修複日美關系，1967年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提出了著名的“無核三原則”，即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私下裏佐藤對此不以為然。他於1967至1968年間指示組織相關專家評估日本擁有核武器的前景，並形成了一份秘密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在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下，日本獲得鈈原子彈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是由於不能大規模制造，並且會刺激到美國和國際社會因而是不必要的;為此日本應該小心地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術和經濟能力，從而實現一種無須實際擁有核武器的核威懾態勢。這成為日本核戰略的基本方針。

　　此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在核武器的問題上呈現出某種“精神分裂”：一方面在無核三原則的基本方針下，日本的民間和部分政治人士都將核武器視為禁區，積極推動世界范圍的核裁軍運動;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精英頻頻發表核武器“合憲”、“自衛防禦”的言論，在核武器問題上曖昧不明。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在關乎核擴散問題上的“失誤”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國際社會的擔心。例如2014年，日本外交官承認他們向IAEA“漏報”了640千克鈈材料，並解釋為“特殊原因”且不予進一步解釋。因此某種意義上，一個沒有核武器的日本並不能讓周邊國家放心;相反，它越是表現出曖昧態度、釋放出擁核和無核的混合信號，就越是能對周邊國家形成威懾。

　　美日同盟與日本核“技術威懾”的未來

　　日本之所以選擇不實際上擁有核武器，除了國內反核因素的考慮，最為重要的還是美日同盟的存在。一方面，美國通過同盟關系遏制日本實際擁有核武器的嘗試，在給予日本核保護的同時將其樹立為國際核不擴散的“榜樣”;另一方面，日本懾於刺激美國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也不敢輕易跨出實際擁核的那一步。所以大部分學者傾向於認為，美日同盟能夠在長期限制日本擁核的企圖;日本擁核就意味著要拋棄美日同盟，這是它不敢冒的風險。

　　然而同時國內學界和政策界也有一種看法，認為美日同盟是可以“離間”的：即挑撥美日之間的關系，“激發”日本脫離美國同盟體系的決心，從而瓦解美日聯盟、拉攏日本、削弱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能力。誠然，美日之間確實存在著種種矛盾，也存在著有朝一日美日翻臉的可能性(雖然就目前來看這個可能性很小);但是一旦出現美日同盟瓦解的情況(無論這種瓦解是日本主動脫離還是美國衰退導致失去對日本的控制)，都將意味著加在日本身上的“核枷鎖”被打開;日本將很有可能選擇擁有核武器。美國學者阿特就指出，失去美國的日本將最終變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日本。

　　通過對日本政治精英擁核言論的分析，其保有核武器制造能力、乃至制造核武器的動機無非就是兩個：一，中國和俄國兩個戰略競爭對手都擁有核武器，日本需要依靠核武器來保證自己的安全;二，通過成為核大國而增強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

　　這兩個動機反映在日本過去六十年關於核武器的相關言論上，相互纏繞不可分割。岸信介在擔任首相時，就將保有核武裝能力看作日本增強國際發言權的重要依靠;石原慎太郎在20世紀70年代就明確表示，美國的核保護傘是不可靠的，日本必須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順著這個思路，如果脫離美日同盟，日本的核武決心還是很強的。考慮到日本已經擁有獨立的航天技術，能夠發射運載火箭，一旦轉化為戰略導彈的用途，就能搭配核武器對周邊國家形成足夠的威懾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可以自由地選擇擁核自保或維持現狀，從而不再接受美國的控制。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認為日本手裏那顆“不存在”的核彈會不會變成真正的核彈，這種前景取決於美日同盟關系的未來，進而取決於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未來。美國實力的衰退可能，不僅僅會給中國等新興國家以機會，更值得警惕的是，也會給日本、特別是日本保守派政治精英以機會。（作者：彌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