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感”，這是1981年巴金為《萌芽》雜志複刊所寫的寄語。時間又過去了35年，《萌芽》已走過了風雨一甲子。

　　7月12日，《萌芽》創刊60周年座談會在上海作家協會召開。《萌芽》的幾代編輯、作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了文學的力量和新環境下的雜志發展。

　　《萌芽》首任主編哈華曾經在創刊詞中解釋了刊名由來：萌芽，既代表新生，又是紀念和學習魯迅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主辦《萌芽》雜志，“在文藝戰線造就大群新戰士”的精神。而60年來，這本雜志也一再向讀者、作者證明了其當好“土壤”的使命。

　　“1956年在上海創刊的《萌芽》，是新中國的第一本青年文學刊物。無論時代如何變幻，創刊時的宗旨，卻被一以貫之地繼承下來。”《萌芽》雜志社長孫甘露說。

创刊号

　　新中國的第一本青年文學刊物

　　“我從1956年就開始給《萌芽》投稿了。”《萌芽》前副主編俞天白說自己是“稀有品種”，“走上文學道路，與《萌芽》對我的一路扶持分不開關系。至今我依然清晰記得初次投稿的忐忑心理、稿件被刊登的喜悅、和編輯交流的收獲。就這樣一路從作者成為了編者。”

　　與俞天白有著同樣感受的作者不在少數。“《萌芽》是我的母刊，這個說法一點不誇張，上世紀60年代我還是個中學生，就開始讀《萌芽》，接著開始自己寫稿、投稿，再成為這本雜志的一分子。”作家趙麗宏也曾擔任過《萌芽》的編輯。

　　《萌芽》創刊後，受到全國廣大讀者的喜愛，創刊號印數3.6萬冊，一年不到就達到20萬份的發行量。趙麗宏在座談會上感慨：“當時在《萌芽》上發表一篇文章的影響力，是今天的人很難想象的，這意味著你的文章將被全國的文學愛好者注意到。”

　　作為青年作者的園地，不少著名作家，如陸文夫、孟偉哉、包玉堂等人的早期作品或處女作均發表於《萌芽》，可以說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萌芽》就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幾代作家從這裏起步，走上文壇。

　　1960年7月，《萌芽》先是由半月刊改為月刊，兩期後因紙張供應困難而休刊。1963年全國經濟形勢轉好，1964年1月，《萌芽》雜志恢複出版，兩年後因“文革”開始，雜志被迫停刊。

　　“60年經曆了多少困難，但像《萌芽》這樣不變宗旨地走過來，真的不多。”《萌芽》前主編曹陽感慨。

　　1981年1月，在各方的支持下，曆經兩次停刊後的《萌芽》又刊載著蘇童、馬原等一批先鋒作家作品再度複刊，複刊後的《萌芽》發行量直線上升，最高突破20萬份。

　　“複刊後我在《萌芽》擔任詩歌散文編輯，作為編輯常常會給投稿者回信。因為寫過太多信，自己都忘記了內容，但是到現在還有很多作者聯系到我，感謝我們當時的回信和指導，說因為《萌芽》的支持，才繼續在文學道路上走下去。”趙麗宏回憶。

　　上世紀80年代末，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文學熱也遭遇挫折，大批文學雜志“關停並轉”。彼時的《萌芽》在當時主編曹陽的指導下，“不動如山”，堅守這一方文學淨土。

　　憑借《繁花》斬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金宇澄也出席了座談會。1985年，他的第一篇小說《失去的河流》於《萌芽》上刊載。“《萌芽》發表了我年輕時候的作品。許多雜志改變或消失了，只有《萌芽》始終摸准了年輕人的脈搏，並且一直充當著‘土壤’的角色。”

　　今年改版增加頁數

　　《萌芽》60周年紀念刊

　　在風雲變幻的潮流中，《萌芽》也在求變求新。1995年，趙長天接手主編一職，一系列的新舉措成功幫助《萌芽》再次突圍：改版後的《萌芽》更強調文學的普及和推廣，更多著眼於青年人文素養和創作能力的提高。由《萌芽》聯合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一起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更堪稱近代文壇的一樁大事。大賽以“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為評比標准，向陳舊的語文教學模式下的應試作文發起一次沖擊。至今一連18年，已有近80萬人次參賽，更湧現了韓寒、周嘉寧、王若虛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青年作家。2004年冬，《萌芽》月發行量最高突破50萬份，創造了原創文學刊物發行中的奇跡，被稱為“萌芽”現象。

　　“《萌芽》直接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從與文學毫不相關的專業領域轉型成了一名寫作者。”青年作家王若虛在座談會上表示。

　　時至今日，面對網絡新媒體的沖擊和傳統出版業江河日下的局面，《萌芽》卻反其道而行，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掉轉方向去維護傳統創作與市場的平衡。2016年初，《萌芽》再度大膽改版，在紙媒被普遍唱衰的時期反而將頁碼由原來的80頁增至112頁。所收錄的文學作品將呈現一個“階梯式”的分布，除了目前作者群體的稿件采用，還將大幅增加成熟作家作品，並配以文學評論家對作家的訪談。

　　“與其說是出於對紙張的留戀，不如說更是因為對文學本身的敬畏。”孫甘露告訴大家，與通常所謂文學刊物轉型僅僅轉平台的認識不同，這次改版，更是一次全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