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遠舉

　　中國模式能否處理好新經濟、“互聯網+”對傳統商業模式的沖擊，不但關系到在未來中國的互聯網公司能否走出去，更關系到未來中國經濟的轉型提升。社會關注已久的網約車新政終於出台。整體上看，此次新規，制定了新的運營車輛類別，把網約車車輛的報廢裏程提高到60萬公裏，為私家車參與分享經濟留下了空間，肯定了網約車的合法性，長久以來的爭論塵埃落定，是李克強總理多次呼籲的分享經濟在中國的一大發展。

　　此次新政是大的改革力度與穩定的雙贏。

　　長久以來，讓政策制定者猶豫的是，改革力度太大，對既有利益傷害太大，會引發抱怨、對立，影響市場，具體到出租車市場，會引發群體事件。不過，實際上，新技術與市場已經不等政策，已經事實上改變了中國的出租車市場格局。在很多城市，網約車雖然沒有最後的一紙憑證，但已經大量的存在。比如，此次北京大暴雨，打不到車的抱怨已經很少了。從這個角度上，在這一領域，改革力度越大，反而對現實的改變越小，風險越小。

　　此次新政，是中國模式理應呈現出來的優點。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逐步實現技術趕超，中國接下來不僅僅是面對成熟的技術轉移，而是要面對不確定的創新與產業提升，“中國模式”面臨的一個很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創新，是否能做好新結構經濟學所說的“因勢利導”?

　　理論上，中國模式的優勢在於壓低協調成本，促進交易的發展。這些能力如果能應用恰當，在中國，創新應該更加順利。比如，在歐美國家，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工會就是Uber等智能出行創新的阻力，那么，沒有工會的壓力，相對已經非常明確可行的“互聯網+”的新趨勢，產業升級應該更快，更順暢。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我們過去常說，在信息尤其是互聯網領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現在，我們很可能就站在這樣一條起跑線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發達國家擁有更大的優勢。”

　　此次新政，把滴滴、易到這樣的公司，從基層管理者的權柄下解救出來，讓他們有更多的精力去改善產品，甚至走向國外。某種程度上，中國模式能否處理好新經濟、“互聯網+”對傳統商業模式的沖擊，不但關系到在未來中國的互聯網公司能否走出去，更關系到未來中國經濟的轉型提升。

　　此次新政，是自下而上的“邊緣改革”的勝利。

　　邊緣改革，一直是推動中國過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這種邊緣改革，首先是底層個人、企業自發的進行改革，然後這種自下而上的，有利於改善勞動者和微觀生產積極性的體制探索，得到中央認可，並自上而下的在全國范圍的推動，土地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都是如此。

　　這就意味著，簡政放權，不光在於由上而下的改革意願，更在於由下而上的權利生長。所謂的邊緣改革，換個角度，就是尊重市場的首創精神，更多的傾聽民間的呼聲，讓民眾更多的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來。

　　但是，應該看到的是，新規還是有一些舊的管理體制的痕跡，比如縣級的許可，人為增加了企業的行政審批成本。這實際上向縣一級的相關機構輸送了大量的尋租空間。今後如何防止權力尋租，是相關領域高層部門的一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