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2015年6月，我在朋友的鼓動下安裝了一個手機應用軟件，可以像預約出租車一樣，預約上門的家政服務。結果，周一開始預約卻發現，直到周末的服務全都約滿了。在中國，真的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嗎?

　　而就在那之前幾天，在一次官方和學界共同參與的人口論壇上，政府部門聲稱在過去一段時間嚴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下，外來人口數量下降。其中，一段時間以來，地方政府通過更苛刻的上學控制，已經減少了兩萬左右外來人口的孩子上學。

　　勞動力短缺了嗎?

　　經常會看到一些圖片和數據，告訴我們，中國農村現在的人口結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老齡化和“女性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農村留守的大量是老人和婦女。一些地方出現空心村的現象，甚至建好的樓也沒有人居住。

　　城市出現招工難，農村出現空心村，這兩個現象同時出現，真的說明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嗎?而統計局的數據又告訴我們，2014年底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勞動力都去哪兒了?

　　我們不應該質疑統計局關於城市化率的統計。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是當下最新且最大規模的人口統計，當時的城市化率是50%左右。按照一年一個百分點左右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長速度，到2014年底，城市化率在54%是可信的。這意味著，在我們這個人口大國，城市化率剛剛過半。

　　對一個城市化率剛剛過半的國家，我們應該期待，未來還有大量的勞動力需要從農村轉向城市。那么，又如何去解釋中國的農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當地出現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為嚴重的老齡化。

　　中國的勞動力流動過程當中，舉家遷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個家庭要決定把哪一個成員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舉家遷移的情況下，當然是年輕男性進城打工。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中國仍然有5000萬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萬的留守女性。與此同時，由於城市對於外來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視，201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100萬。中國正在出現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家庭分居現象。而當前，城市的排外政策仍然在為這樣的狀況進一步“做貢獻”。

　　那么，當前農村事實上已經出現的老齡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已經枯竭，農村將不再是城市勞動力供給的蓄水池了呢?不是這樣的。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剛剛過半的同時，經濟發展也正在步入後工業化的階段，服務業的產值剛剛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體力要求低於制造業，年齡偏大的勞動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裏從事服務業的就業空間。在發達國家，60多歲的人，包括女性，大量在餐館裏做服務員，或者在航空公司做乘務員，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我在日本訪問，乘出租車時，把要去的地址給司機看，司機先是戴上老花鏡，然後又拿出個放大鏡，這場面也真是讓人醉了。

　　農村人口結構會隨城市化模式相應調整

　　當前的城市化率剛剛過半，未來中國的嚴峻挑戰是城市部門是否能夠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特別是服務業崗位，從而吸納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斷提高，直至75%，甚至80%以上的水平。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勞動力總量的枯竭，而是未來城市是否具有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

　　那么，農業生產又怎么辦呢?很多人擔心，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農業生產會受到威脅，並且列舉出農村現在就出現大量田地荒蕪的情況。在很多公共政策討論中，人們經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當下制度造成的結果來反對對於制度進行改革，這裏我們討論的就是一例。

　　農業產出的增長主要取決於相應的土地面積，而不是人口數量。這一點，只要看看過去中國的糧食產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進程在推進，一方面，糧食產量卻不斷增長。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已經出現了機器替代勞動的現象，而這恰恰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過程。農村大量田地荒蕪的現象要區別對待，造成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制度阻礙了農業用地的流轉，還是因為有些地方本來地形等自然條件就不好，即使允許流轉，這些土地也沒有人願意經營?如果是土地制度制約了土地流轉，那么，要改的是制度;如果是因為自然條件不好，出現土地荒蕪，這就太正常了。無論是哪種情況，土地荒蕪本身不是城市化的錯。

　　與此同時，隨著農業人口的減少，大規模的農場將逐漸出現。要知道，當前中國農業的人均土地面積只有美國的四百分之一，歐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積小，這必然意味著農業從業人員的收入難以提高。而為了讓農業人口的收入不至於太低，政府必然對農產品的價格采取保護措施。如果未來農場面積可以不斷擴大，那么，農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規模農場生產的農產品價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給農業的補貼則相應減少，這是一個多贏的結果。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中國的糧食庫存不斷上升，同時，糧食進口也增長迅速。這很奇怪，是吧?其實不奇怪，中國政府通過保護價收購糧食，同時，國內的糧食價格高於進口價，當然就會出現大量進口。那么，為什么美國這樣的富國，其糧食價格卻那么低?答案就是規模經營，農民人少了，農場面積大了，反而有利於糧食價格降低。從長期來看，持續減少農民才是提高農產品價格競爭力的出路。

　　在這個過程當中，農村人口的結構是一個“內生”變量。當前，恰恰因為經營農業的收入低，所以現在農村的人口結構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來，隨著農場規模的擴大，農業生產對於年齡和技術要求將不斷提高，這會使得年輕的男性勞動力，甚至接受過較好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回流到農業當中去，以適應農業對於體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我們不能靜態地來看待當前農村的人口結構，要知道，這樣的人口結構是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和戶籍等制度共同決定的結果。當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當戶籍和公共服務歧視這些問題逐漸減弱，那么，很多今天在農村出現的現象，包括人口結構，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中國的問題是城市化進程受阻，而不是城市化過度

　　人們往往把城市化進程中由於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問題誤以為是城市化的錯。很多人會列舉出農村出現的現象，認為這都是城市化帶來的，比如農村的老齡化和留守兒童問題，再比如空心村問題。簡單來說，如果在發達國家城市化曆史上出現過類似的問題，那么，並不需要過多擔心，比如農業人口減少和空心村的出現。而在發達國家曆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問題，才是值得擔心的，而這往往是中國當下的制度造成的，並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錯，比如農村的老齡化和留守兒童問題。

　　當前在中國農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的原因是在當前制度限制下家庭居民難以實現舉家遷移，於是總是優先將年輕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如果改革到位，大量家庭僅輸送年輕男性進城打工的局面就會發生變化。如果中國真的到了農村勞動力枯竭的階段，那么，我們應該看到農村大規模的農場普遍出現了，甚至應該看到，一些年輕男性和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動力回流到農村，應該看到農民已經富有了，城鄉差距也由此不斷縮小，國家也不需要對農產品價格進行全面的保護了。

　　女性和年齡稍大的農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轉移的空間。最近，熊瑞祥和李輝文的研究發現，大量農村婦女因為在老家照顧孩子，影響了她們從事非農就業。而如果家裏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緩解女性因為照顧孩子而無法外出打工的現象。這說明，農村的留守女性實際上是潛在的勞動力供給。中國的城市正在逐漸進入後工業化的時代，服務業的比重將越來越高，並源源不斷地為未來進城的居民提供就業崗位，而服務業對於體力勞動的要求遠遠低於制造業和建築業，這意味著，只要改革到位，未來農村居民舉家遷移的趨勢越來越強，既可以緩解當前勞動力流動狀態下家庭分裂的現狀，又可能為未來的城市服務業不斷輸送勞動力。

　　不管當前中國正在出現什么樣的狀況，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實現現代化是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會是人類發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減少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機會當作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政績，倒反而會讓這些城市成為全人類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違反經濟規律來辦事，只會讓自己受損。當前，在特大城市招農民工比招大學生還難。一方面，上級領導要求減少外來人口，一方面，基層官員陪著企業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統計部門告訴我，他們的數據顯示，外來移民還在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放慢了，而基層上報的外來人口卻在下降。到底哪個數據出了問題，放眼一看全國情況就知道了，很多地方人口在逐漸流出，難道他們是人間蒸發了嗎?

　　人口流出未必不好

　　特大城市在擔心人口流入，而有些省份則在擔心人口流出。橫看成嶺側成峰，換個角度，人口從一些省份流出以及空心村的出現其實就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

　　在中國，就有這樣一些“人口淨流出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有報道這樣說，“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吉林都是人口淨流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東北，出生率又極低，整個人口結構自然也更快老齡化。比如，2013年遼寧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3個百分點。”

　　再如安徽，按照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省常住人口為5950.1萬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5986.0萬人相比，十年共減少35.9萬人，下降0.6%，年平均下降0.06%。全省普查登記的戶籍人口為6862.0萬人，與常住人口相比，全省淨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數為911.9萬人。在2005-2010年間，安徽、河南、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別為553萬、543萬和499萬，成為人口流出最多的三個省。

　　一個相關的現象是，中國農村正在出現很多“空心村”，隨著人口逐漸遷出，村裏只剩老人，之後，隨著老人故去，空心村則逐步消失。空心村中老人的生活狀態的確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政府和社會有責任為空心村裏未遷出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但是，也要看到，空心村的出現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關心空心村裏留守人口的生活狀態，並不等於要扭轉人口流出的趨勢。

　　農村出現空心村，部分省份和地區出現人口的淨流出，這一定是壞事嗎?換個角度來看問題，人口的流出只是人們不斷在尋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意味著，工作機會和收入的創造在空間上並不是均勻分布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比別的地方更加具有經濟發展的活力，就會成為人口流入的地區。而反過來，另外一些地區相對缺乏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優勢，就會成為人口流出地。這恰恰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結果，請不要忘記人口本身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

　　人口的空間再配置是世界普遍現象。試想一個國家從貧窮走向發達，一定會經曆城市化的進程。這意味著從人口的分布來講，大量的人口將從農村集中向城市。而在城市之間，也會出現人口逐漸向大城市及其周圍的都市圈集聚的過程。換句話來說，在發達國家走過的路程當中，也一定曾經不斷出現空心村的現象。甚至在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它的城市化的今天，隨著人口向少數大都市圈集中的過程，也同樣有不少城市的人口規模是在萎縮的。

　　在全世界范圍內，一些地區人口流出並不是少數現象，而是廣泛存在的。僅舉一例來說明此問題，在挪威，近年來出現的趨勢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圖13表示2005-2009年間的人口流動方向，藍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流出，淡紅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正增長，但速度低於全國平均，而深紅色則表示人口的淨流入，且速度快於全國平均。看，圖中越大的圈表示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它們都是深紅色的，而小圈表示的是小城市，它們大多也是藍色的人口流出地。

　　如果出現產業的衰退，人口的流失則更為嚴重，曾經的汽車城底特律出現的就是這樣的情況。統計數據顯示，汽車城的人口從2000年的95萬下降到2010年的71萬，十年間，人口降幅達25%。底特律人口1950年曾經達到180萬的高峰，當時在全美排名第五。但隨著汽車產業的衰落，底特律出現了大幅度的人口減少，大量房屋出現空置。

　　人口流出本身並不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情。美國的人口在空間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約80%的人僅僅集中在大約4%的國土面積上。根據人口統計，美國總人口為3億多，其中，9個人口最多的州擁有略多於一半的總人口，25個人口最少的州擁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如果憑直覺，這會給人們帶來一個印象，似乎美國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非常大。事實恰恰相反，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美國的每一個州的GDP份額和人口份額高度一致，美國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萬，但這些州的人均GDP和那些人口眾多的州幾乎是一樣的。不難想象，美國從一個農業社會過渡到一個以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它的人口也在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州和州之間的人均GDP卻是高度平衡的。

　　換個角度看，人口流出是好事。中國是一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當中的國家，空心村的出現和人口從一些省份遷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間上優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結果。如果城市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帶來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就必然會在農村出現人口減少，而在當前，一種表現就是空心村的出現。對於空心村，政策上要做的事情並不是要運用行政的力量阻止人口流出，而是應該去順應這個過程。一方面，讓那些去尋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業機會的人，按照他們的意願流動到他們想去的地方。而對於那些不想流動的居民，當然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為他們在農村的家鄉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質量，特別是為留守的老人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和生活上的關愛。同時，應該要注意到，農村的一部分留守老人並不一定是自願留在農村，而是因為當前的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分割，他們如果隨子女進城將面臨過高的生活成本。對於這部分居民，要通過制度改革，讓他們能夠與在城市生根的家人團聚。

　　人口不從欠發達的地區和農村流出，就很難提高這些地方的勞動生產率。中國總有一天會達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如果制造業和服務業能夠不斷地加強國際競爭力，不斷地創造就業，那么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80%以上也並非不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必然不斷提高。不用過於擔心農村人口的減少會危害農業，恰恰相反，人口的流出是農村地區提高規模經營程度和勞動生產率的前提條件。隨著空心村現象不斷發展，一部分的農村社區將逐漸消失，原有的宅基地不斷空出，複耕為農業用地，現有的一家一戶的農業經營模式就將逐漸轉變為大農場的模式，這樣，農民的收入水平才可能不斷提高。只有規模經營才能讓農業成為能夠致富的產業，這才可能讓一部分人願意留在農村當農民，不同的是，未來的農民和現在的農民含義就不一樣了，他們應該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年輕，才能適應大規模經營農業的需要。

　　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古村落將逐漸演變成為旅遊地。在今天的農村，已經有不少古村落正在快速地發展旅遊業。一些產業資本進入古村落進行開發，加快了農村旅遊的發展，成為當地村民致富的另一途徑。什么樣的空心村逐漸消亡，宅基地被複耕為農業用地，什么樣的村落有保護的價值，逐漸轉變為旅遊地?說到底還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在這一過程當中，政府應該做的是適當的規制，防止市場急功近利，對於古村落文明過度的毀壞。

　　對於農村正在發生的變化，比如人口流出，比如產業轉型，政策應該順應潮流。有些觀點認為不能讓“資本下鄉”，而實際上，無論是農業的規模經營，還是發展農村的特色旅遊，資本下鄉都是必然的。甚至“新農村建設”都需要資本下鄉。如果允許宅基地的買賣，就會有資本下鄉去改變農村面貌和居住環境。政府要做的，是對農村地區的規劃，包括農村建設用地的規劃，並且做好宅基地交易的機制設計，讓農民能夠行到適當的補償。一味禁止宅基地的交易，解決不了問題。特別是在人口流出的農村地區，僅允許農民將宅基地轉讓給同村居民，這毫無意義。

　　當前人們對人口流出和空心村的緊張情緒，還是因為一些傳統思維在作怪。人口在一個國家均勻分布並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尊重人口在空間分布上集中於少數都市圈的客觀規律，就有可能通過一些政策措施去人為地嘗試扭轉這種趨勢，反而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比如說，在底特律的曆史上，就曾經嘗試通過加大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來扭轉人口流出的趨勢。如果沒有持續的產業發展，結果是人口流出沒有被遏制，而公共設施的投入巨大，卻沒有相應的回報。底特律政府最終走向破產，就是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公共設施的巨大投入和人口流出成為了一對日益尖銳的矛盾。

　　在中國當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樂觀地估計本地未來的人口增長趨勢，試圖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和造房子來吸引人口。事實上，一個地方永遠只能想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提高人們的收入。一個地方只會因為有產業有就業才能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設施和住房的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脫離產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過度地在基礎設施和住房上投資，試圖以此來吸引人口，結果很可能形成一些空城，反而給地方政府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

　　對於人口流出地來說，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由於人口流出地通常都是相對來說距離大都市圈比較遠的地方(這點，在挪威的圖上也看得出)。因此，要通過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來緩解人口流出的趨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口流出地走出困境的另外一條出路是，發展那些對於當地來講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比如說旅遊和大規模的農業。發展這些產業，並不一定要扭轉人口流出的趨勢，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人口的流出，使得這些在本地具有比較優勢產業可以為相對來說比較少的人提供就業崗位，人口流出，反而在人均水平上提高了當地居民的收入。

　　說到這，不妨來看看東北三省的經濟增長(圖#)。媒體上不少文章都說東北經濟告急，列出的理由無非是人口大量淨流出。可是人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東北經濟仍然是正增長的。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東北三省的人均GDP是快速增長的。從數據來看，東北三省2014年的人均GDP是10年前的大約3倍。而同時期，東北三省的居民消費物價大約上升了30-35%。扣除物價指數之後，遼寧、吉林、黑龍江2014年的人均GDP分別是2005年的2.6、2.8和2倍。全國的情況呢?全國人均GDP在2005-2014年間從14259元增長到了46652元，同期，全國的居民消費物價大約上升了31%，扣除物價指數之後，2014年的人均GDP 2005年的2.5倍。唉喲，不錯哦，遼寧和吉林無論是在水平還是增長速度上都跑贏了全國平均呢，我沒看出有什么“告急”的情況嘛。

　　那么，東北三省為什么會從以前的人口流入地變成人口流出地呢?道理也並不複雜，東北三省在1949年之前就是中國重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特別是鐵路)最好的地區，這是一個由曆史決定的客觀事實。在1949年之後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長期是一個封閉經濟，曾經的主要貿易夥伴是蘇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港口不重要，而且國家一定是對東北老工業基地進行重點投資。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當中國形成大開放格局之後，國際貿易夥伴和外資主要來源國(地區)轉向了美、歐、日，以及港台，這樣，東北三省的地理和氣候劣勢就顯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東北三省要看清這個由經濟地理決定的大趨勢，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找新的競爭力，而不是把問題僅僅歸結為國企太多，或者制度不好。

　　有人會說，人口向一些較發達的地區流入，人口流出地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資源枯竭的問題，這不公平。也對。但是，應該看到，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恰恰是中國勞動力流動中舉家遷移率低的另一個體現。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要簡單地遏止人口流出地的勞動力流出，而是應該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解決養老的問題。從短期來說，如果戶籍等制度進一步改革，將能夠提高舉家遷移率，人口流出地人口老齡化更嚴重的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同時，通過中央向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可以為人口流出地的養老提供更多資源。而從長期來說，全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將逐步走向一體化，這時，即使人口流出地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也不需要擔心了，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

　　應該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們所面臨的激勵機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強調地方的GDP總量增長，那么人口流出當然會對地方官員產生壓力。中國早就該放棄GDP指標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棄也應該盡早做出調整，應該從GDP總量增長的考核轉變為人均GDP的考核。特別是對那些人口流出地來說，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才是長久之計，這樣，地方政府才不會過於擔心人口流出。何必要求黑龍江這樣的省份保持與全國同步的GDP總量增長速度呢?黑龍江能夠安心做好全國人民的大糧倉，保護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讓全國人民能夠有個林海雪原的夢想，夏天去乘涼，冬天去滑雪，不是很好嗎?要那么多人常住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現在，有一部分人從東北三省向南方遷移，只不過是把他們需要多呆在家裏取暖的半年換個地方掙錢，這有什么不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