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伍勤

　　作為底層上升渠道的體育“舉國體制”

　　每屆奧運會都會帶出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舉國體制”的討論，本屆裏約奧運會更是把別具曆史意義地把這個話題帶入公共視野——這是2014年國務院出台《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幹意見》(“46號文”)推動體育產業市場化改革後的第一屆奧運會。那么，“舉國體制”究竟是怎樣的產物?告別“舉國體制”又意味著什么?

　　《鳳凰財經》公號刊登的《舉國體制下的中國體育，有何難言之隱?》一文，作者盧元鎮認為，強調體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功能，而忽視了體育文化中必須共同遵守的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曾造成大批量運動員身份造假和集體服用違禁藥物現象。《財新網》微信公號發表的《 遲到的首金：中國正在告別舉國體制》的一文，作者劉梟則強調舉國體制與官僚利益的勾連：“在舉國體制之下，體育是政治的延伸，需要服從各級官員的利益安排。與此同時，國內的體育資源也高度向國家隊及頂級運動員傾斜，幫助他們爭金奪銀，以鞏固官員們的政治利益。”其他呼聲更多集中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搞“國家面子工程”。

　　關於這個話題近來最引人側目的聲音來自鳳姐在《鳳凰新聞客戶端》的評論，她認為，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對窮人最有利：“也正因為體育練起來太苦，各種二代根本吃不下這種苦，所以舉國體制下，國家投入的這些資源基本上都是窮人，或者說家庭一般的老百姓家庭孩子在競爭，相比其他領域，這個領域對窮人真是非常公平了。”

　　澎湃新聞發表一篇《如果廢除舉國體制，底層人士如何負擔奧運高昂的訓練成本?》，作者沈河西借用人類學家包蘇珊的觀點，引出走向市場可能帶來的“性別政治”問題：一旦市場化，女性進入競技場的機會就會比男性少很多，這背後是一個事關性別平等的問題。並舉出1990年代中國足球在市場化職業化改革後，離開了國家資金後，女足即便屢創佳績，也無法獲得資方青睞。進而，作者舉出在市場機制下的美國和香港參與運動的階級鴻溝，強調體育在一些情況下，不但難以成為階級晉升的渠道，反而可以反向拉大階級差距，成為富人的遊戲。最後，作者提出質疑：如果舉國體制完全廢除，那底層人士如何能負擔高昂的訓練成本?

　　同樣為“舉國體制”辯護的公號“大浪淘沙”趙皓陽的一篇《當今中國體育還需要“舉國體制”嗎?》，引起不少反響。他認為，體育的舉國體制是底層完成階層跨越的重要渠道之一，社會能夠提供除高考外其他多元的階級上升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

　　作者首先介紹了“舉國體制”一詞是在冷戰背景之下，由西方媒體創造出的專有名詞，除去用以區別他們自身的市場機制外，也有在競爭處於劣勢之時，聊以慰藉和汙名化社會主義國家之嫌，而後被中國所沿用。事實上，在計劃經濟時代，不只是體育事業，國家的各種領域都是所謂的“舉國體制”，然而隨著市場的深化改革，計劃經濟所剩無幾的保留地僅剩“文體衛”——教育、體育、醫療，也在不斷受到市場沖擊。

　　進而，他介紹了在一直保留至今的舉國體制之下，運動員的國家職工屬性：他們是享受國家職工待遇、行政關系、戶口檔案、工資關系隸屬行政單位，以及勞保、福利、獎勵以及國家給予的其他物質待遇的特殊職業群體。也因此有效地成為因文化資本劣勢而難以進入應試競爭的底層群體的另一條可能的階層晉升渠道——即便無法一步成為宅金戴銀的頂級運動員從而進入精英階層，也至少可以從山區農民成為國家職工。並且，“舉國體制”作為“計劃經濟”的殘留，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劫富濟貧”特色——運動員的商業價值由相關體育協會開發，少數頂尖運動員會被要求讓渡自身通過行業獲取的商業利益，反哺行業中的平凡者。

　　在體育產業市場化改革的一片呼聲之中，作者提出市場導向對舉國體制之取代在社會資源分配層面的質疑：在商業操作之下，頂尖運動員會得到最大商業開發，然而商人們並不會用其收益在山區縣城建設體校，以給前途黯淡的農村孩子提供機會;也不會在資金上支持平凡的從業者。

　　作者又舉出巴西貧民窟和美國底層少數族裔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的例子，強調競技體育作為底層一種重要上升渠道的重要性。他認為，“舉國體制”可以將競技體育改變命運的機會擴大化，讓不具備頂尖天賦的人，依然能夠分得一小部分利益。而這意義不止於體育行業，對社會其他領域也有借鑒作用。

　　回應公眾關於“舉國體制禍及納稅人”的說法，作者征引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表》，發現真正“舉國體制”競技體育的花費是140億元左右，平均下來每人一年所納稅款為10元。在作者看來，這10元的花費在奧運所帶來的“快樂價值”和民族榮譽感面前，物超所值。

　　最後，作者總結到：“對於‘舉國體制’來說，如果能夠持續有效的為底層人民提供上升渠道，能夠在其他領域為我們提供社會實驗的參考價值，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普遍的快樂感，那么它的收益是遠大於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