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賁

        在家裏，你不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但在公共場合，你必須約束個性，這就是社會生活的去個人化作用。

　　一個人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父母在家裏對孩子不壓制，而是用講道理的方式好好跟孩子說話，能幫助孩子養成講理的習慣，對孩子進入社會之後的說理會有幫助。

　　這似乎已成老生常談。但是，家庭裏的說理並不等於社會中的說理，在家裏講道理的孩子在進入社會之前，還是需要重新學習公共說理，因為在這兩種說理之間需要進行說理者的身份定位轉折。

　　身份定位在任何人際交談，包括講理中，都是一個關鍵因素。家庭說理中的身份定位是自然的，也是確定的。有的父母以為自己有絕對權威(老子說了算)，不管說什么子女都得服從;有的父母則以比較平等的態度對待子女，不是用強制命令，而是與子女講道理。但是，孩子有尊敬父母的倫理義務，他們不能像對同齡朋友夥伴那樣跟父母說話，不然就是“沒規矩”“沒教養”。和說理一樣，規矩和教養同樣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

　　公共說理的身份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在公眾之間進行的，他們的身份是平等的，擁有相同權利的公民。只要他們遵守基本的交際禮儀、言行規則，不作個人攻擊，避免語言暴力，他們也就沒有太多的其他話語顧忌和限制。

　　在《公共人的衰落》一書裏，社會文化學家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將這種身份定位的區別稱為“個人化”與“非個人化”的區別，這也是私域與公域區別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不能用家庭來類比國家或社會。在人類曆史上，這種區別是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才形成的。桑內特指出，“家庭被視為一個特殊場所的過程十分緩慢。除此之外，人們也不是一生下來就認為家庭是一種不同於街道的社會場所：他們先在家庭生活中快樂無憂地度過童年，直到長大成人，走進處處碰壁的社會，這時才會產生這一種家庭的觀念。”

　　大多數人是在進入社會後才發現，不能像在家裏那么任性，隨心所欲，不能那么耍個性。公共領域是一個去個人化的空間，要求人們尊重別人的感受(同理心)和權利(言論自由)，對自己的言行有所克制。18世紀，越來越城市化的生活讓人們認識到，“只有成年人才能夠忍受和享受公共生活，因為公共生活太過複雜，太過正規，而且在公共生活中，人們經常需要同陌生人打交道。”

　　家庭是一個比較隨便的地方，人們在家庭裏覺得自由自在，少有拘束。這是家庭的自然功能，如果誰在家裏感覺到這種自然功能缺失，他就會有逃離家庭的念頭或行為。相比之下，自我約束及以此維護公共言行的禮儀和規范便是公共社會的自然功能。人們在家裏可以穿大褲衩、趿拖鞋、作葛優躺。但是，在公共場合就需要注意儀表、禮儀和衣著。當然，你也可以特立獨行、玩世不恭，但大多數人會瞧不起你，覺得你沒文化，沒教養。在家裏，你不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但在公共場合，你必須約束個性，這就是社會生活的去個人化作用。

　　不是說啟蒙時期的公共話語中就沒有人身攻擊或語言暴力的現象。但是，“按照當時的通行做法，所有(有攻擊性)的文章都是匿名發表的，用文字公開攻擊別人在當時被視為上不得台面的行徑。……即使非常尖酸刻薄，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文章是誰寫的。”

　　新的文明規則體現了一種新的話語觀念：“人們把公共言論當作是一種和自我拉開距離的表達。”你可能在心裏不喜歡一個人，看不起他、鄙視他，但你不能把這樣的個人感情放進以你自己的名義所做的公開表述中。

　　你必須和你的自我拉開距離。當然，你還是可以用別的辦法來攻擊、侮辱、陰損別人，但你只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而不能堂堂正正地這么幹。一個有自尊的人會因為這么做而瞧不起自己。由於最終還是無法在內心將自己的行為與自我拉開距離，所以，即使為了他自己，他也會避免這么做。

　　桑內特所說的“公共人的衰落”指兩種情況，一種是公域侵犯私域(國家幹涉公民的隱私);另一種是私域進犯公域，形成了公共話語裏隨處可見的裝萌、幼稚和庸俗，它熱衷於暴露或炫耀各種個人的“性興趣、花錢習慣和性格缺陷的細節”。今天充斥於媒體中的社會八卦恰恰為後一種話語進犯起著推波助瀾、掘泥揚波的不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