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玲
快速的經濟增長，與相對滯後的社會、文化、道德價值及政治領域變化演進之間的錯位，是中產階級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產生的根源。
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一直伴隨著某種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這種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在最近幾年進一步增長和蔓延。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既與外部的社會經濟環境相關，也與中國中產階級的某些內在特質相聯。高速的經濟增長、劇烈的社會變遷、演變中的文化價值以及方向不甚明朗的政體改革，使這一迅速成長的社會群體，在享受到物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時，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壓力、困惑和矛盾。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市場競爭急劇激化，生活成本持續上升，股市、房市劇烈波動，以及未來的社會經濟風險凸顯，更增強了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今年初，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房價的暴漲，中國人海外購房潮、海外移民潮不斷升溫，反映出部分中產階級上層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慌對應。而大量的中產階級中下層成員，雖無移民打算也不可能去海外購房，但他們時常抱怨未能享有歐美中產階級的社會保障和生活品質，對於空氣汙染、食品安全、飲用水質量、醫療服務品質以及人身權益保障等問題憂心忡忡。年輕的中產階級成員或准中產青年群體中的焦慮感更為突出，他們急切渴望實現他們的“中產夢想”——有房有車、有體面職業和較高的穩定收入，然而實現夢想的過程似乎障礙重重，購房焦慮或房貸壓力普遍存在，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機會的激烈競爭導致了身心疲憊，子女優質教育機會競爭更為耗錢耗力，還有許多人中青年中產糾結於“逃離北上廣”還是“逃回北上廣”的矛盾之中。
壓力和焦慮對中產身份認同產生了負面影響，使許多人雖在物質條件方面具備了中產外殼，但內在卻缺乏中產心態。符合專家學者定義中產階級客觀標准(如收入、消費、職業、教育等)的人們，多數卻不認可自己是中產階級。導致這種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一群體的許多成員缺乏安全感和滿足感，而安全感和滿足感是中產身份認同的基礎。安全感和滿足感的缺乏，使那些擁有較高收入和較多財富的人難以培育出中產心態。快速的經濟增長，與相對滯後的社會、文化、道德價值及政治領域變化演進之間的錯位，是中產階級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產生的深層根源。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對中產階級訴求反應遲緩，也加劇了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雖然1990年代後期國家領導人就提出“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目標，目前推進的十三五規劃也把“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出促進中產階級發展的針對性政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在近期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等收入群體以及中產階級應該成為社會主流人群。為此，需要政府采用相應政策，促進中產階級的順利成長，緩解其不安全感和焦慮情緒，提升他們的社會滿足感，培養中產社會心態。
收入和財富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
近十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步入中產階級隊伍的人數也在快速增長，雖然專家學者們對於中產階級的規模人數未能達成一致，但近期公布的一些相關數據顯示，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規模相當龐大。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度《全球財富報告》，聲稱中國的中產人數為全球之冠，高達1.09億人，比居於第二位的美國多1千7百萬，比居於第三位的日本多4千7百萬。雖然報告指出，中國中產占人口比例(約11%)遠低於美國和日本，但中國是中產人數增長最快的國家。從2000年至今，中國中產的個人財富增長了6倍，人數增長了3千8百50萬。幾乎與此同時，風頭極盛的中國企業家馬雲在阿裏巴巴論壇上聲稱，目前中國已有3億中產。2015年10月21日，馬雲在隨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期間的中英商業峰會上的演講中表示，中國在未來10到20年將擁有5億中產。約一個月之後，2015年11月27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2015年調查數據，采用瑞士信貸定義的中產標准，估計中國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數量為2.17億，占成年人口比例為21.4%，中國中產的規模和財富總額均居世界首位。
不論瑞士信貸、馬雲還是西南財經大學的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中產人數的樂觀估計，代表了許多商界精英和經濟專家的看法。甚至於當下中國經濟出現下滑趨勢，未來前景風險大增之際，國際企業CEO們(包括蘋果CEO庫克等)仍然對不斷壯大的中國中產人群的消費潛力具有信心。同樣地，中國政府領導人對此也具有信心。2015年雙十一當天召開的政府第111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也指出：“中國有13億人口，中等收入者已有3億人，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巨大消費力量。”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國出境遊人數迅速增長，2014年達到1.17億人次，而2015年增長更為迅猛，預計達1.4億人次，有關中國遊客在東京、巴黎、紐約、倫敦等地的瘋狂購物的新聞報道，更強化了人們的這種印象。這些信息都顯示出，中國中產階級在不斷壯大，他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將是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而這一群體的進一步壯大並成為社會主流人群，將對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缺乏中產身份認同的群體
瑞士信貸、馬雲和西南財大經濟學家對中國中產人數的估計，許多人表示懷疑，人們不太相信中國會有那么多的中產，許多被瑞士信貸定義為中產的中國人並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身份，他們聲稱自己“被中產”了。
瑞士信貸是根據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財富標准(5-50萬美元)並以購買力平價加以轉換(2.8-28萬美元)來確定中國中產標准的。西南財大經濟學家采用了同樣的標准。馬雲如何定義中國中產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他大概是基於淘寶和天貓的個人消費數據的推算。但是，許多達到美國中產個人財富標准或按馬雲標准在天貓淘寶的個人消費已達中產標准的人並不承認自己是中產階級。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狀況調查” 2015年度全國抽樣調查數據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參見圖1)。此項調查數據顯示：2014年個人年收入在4.2萬元以上的人只有31.3%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年收入在10萬以上承認自己是中產階級的比例也只有39.9%;年收入在20萬以上承認自己是中產階級的比上升到43.8 %;年收入在21萬元以上至25萬元以上的人承認自己是中產階級的比例最高，但也只有約54%;而年收入高達30萬元以上的人的相應比例又略下降到50.6%。4.2萬元是2014年城鎮個人年收入的平均值，而年收入高於平均值的人認同中產身份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從全國范圍來說(排除特大城市)，個人年收入10萬元以上，應該可以維持中等生活水平，但達到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約四成認同中產身份。個人年收入20萬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維持相當水准的生活，而個人年收入超過30萬元應該可以過上較高水平的生活，但達到這種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約半數認同中產身份。
除了收入指標以外，白領職業和高等教育也是確定中產階級身份的客觀標准，但符合這些標准的人對中產身份的認同同樣很低。上述調查數據顯示，白領職業人群承認自己是中產階級的比例為28.1%，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認可自己是中產階級的比例為22.7%。而同時符合上述三個標准的人(從事白領職業、擁有大專以上文化和高於平均收入)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的比例也只有33.5%。中國中產階級(以客觀指標定義)對中產身份的認同率遠低於其他國家。
某些人可能會說，“中產階級”這一詞彙是舶來品，一些中國人對這一詞彙缺乏認知，影響了對中產身份的認同。然而，采用社會經濟地位五等分層(上層、中上層、中間層、中下層和下層)方法測量得出同樣的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6、2008、2011、2013和2015多年度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不論是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比較，還是與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間階層和中上階層的比例都明顯低於其他國家，而認同自己是中下階層和下層階層的比例則高於其他國家。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的個人財富、收入和消費水平都達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較高水平，但他們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中下層或下層。這導致了一種奇怪的現象，近十年來脫貧致富的人越來越多，中等收入群體在擴大，按客觀指標定義的中產階級人數明顯增長，但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人比例卻沒有明顯增長。一般來說，中間階層認同比例較高的社會較為穩定，人們的社會滿意度較高;相反，認同中下層或下層的比例越高，人們的不公平感越強，社會風險越大。缺乏中產心態的中產階級，促進社會穩定的作用會受影響。
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感困擾著中產
為什么收入和財富達到了美國中產標准的中國人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為什么在馬雲看來其消費記錄已達到中產水平的人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身份?為什么外在客觀條件符合中產標准的人沒有中產身份認同?有多種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但缺乏安全感和滿足感是導致中國中產階級身份認同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許多被專家學者認定為中產的人聲稱，雖然他們的收入或個人財富達到了美國中產標准，但他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未能達到真正的中產階級的標准，對於這種狀況，他們十分不滿。他們認為，依據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從事的職業，他們應該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然而，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比較低，中國中產階級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滿足感。這也是為什么許多在客觀條件方面符合中產標准的人否認自己是中產的原因。一些中產階級成員認為，雖然目前他們有較高的收入或享有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他們擔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會導致他們失去現有的身份地位。他們時常抱怨，他們缺乏歐美中產階級享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不能像歐美中產階級那樣安逸舒適地生活。
當今的中國中產階級具有強烈的物質欲望和追求更高社會地位的沖動，這是導致中國中產階級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許多中產階級成員聲稱，他們是經過努力奮鬥才獲得了目前的身份地位，而要保持目前的身份地位或者更上一層樓的話就需要更加勤奮地工作，更加努力地追求。這是中國中產階級與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在心態上的一大差異。中國中產階級比歐美中產階級更具有活力，有更強烈的物質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身份的沖動，但同時，他們也表現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感覺工作比較累，生活壓力比較大。另外，為了增強安全感和未來保障，中國中產階級熱衷於儲蓄，投資購房，或投資子女教育，而當下生活的消費意願不高。這也導致了國內消費增長乏力，雖然中產人數和財富增長很快，但拉動內需的作用並不大。
強烈的欲望和不滿足於現狀是導致中國中產階級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源於現實的社會生活的安全狀況。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安全問題和環境惡化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及生活感受。目前，食品安全、個人隱私安全和環境汙染是困擾中產階級的幾大問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72.8%的中產階級認為“食品安全”沒有保障，54.6%認為缺乏“個人信息、隱私安全”，48.3%認為缺乏“生態環境安全”，39.8%認為缺乏“交通安全”，28.5%認為缺乏“醫療安全”，22.5%認為缺乏“勞動安全”。中產階級對於“人身安全”和“個人和家庭財產安全”的擔憂相對較少，認為缺乏這兩方面安全的比例分別為11.7% 和13.8%。中產階級成員往往對生活有較高的要求，他們認為，現實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品質，使他們不能獲得中產階層應該享有的生活質量。
中產階級的隱憂和壓力：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
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感，使其部分成員感受到精神壓力和焦慮情緒。他們的壓力和焦慮最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這些壓力在表面看來是一種經濟壓力，但是其實質並非是單純的經濟壓力。中產階級要解決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的基本需求是沒有問題的，但他們不滿足於基本需求。為了與中產階級身份相匹配，達到他們所期望的中產階級生活狀態，他們需要居住在寬敞舒適的房子裏，他們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們不僅要有錢看病而且還要保持身體健康長壽，他們還希望退休以後能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質量。由於我國的社會保障較為薄弱，大多數中產階級認為要解決這些方面的壓力就必須多賺錢，只要有足夠多的金錢，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強烈的掙錢欲望以及暫時未能滿足的物質欲望又導致了心理焦慮。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四成(39.4%)的中產階級聲稱“生活負擔很重壓力很大”，另有約六成(62.9%)的中產階級認為“社會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
2015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94.4%的中產階級擁有私人房產，而且34.4%的中產階級擁有2套或2套以上房產，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於自己的居住條件不夠滿意而希望購買更大的、條件更好的居所，少數沒有私人房產的中產階級——大多是青年人——則處於極度焦慮狀態。中產階級無私人房產的比例雖然很低，但卻持續上升。無私人房產的中產階級主要集中於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絕大多數是中青年中產階級。從全國范圍來說，30歲以下青年中產階級無私人房產的比例為8.2%，但在特大城市，這一比例上升到16.6%，30歲以上各年齡段的中產階級，無私人房產比例很低，約為4%-5%之間。圖2 比較了不同地區中產階級私有房產擁有率，北上廣一線城市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中產階級無房產比例(13.9%和12.2%)遠高於普通城市及縣城和鎮(4.8%和4.3%)。擁有房產的中產階級也有煩惱，接近四分之一的中產階級(24.2%)聲稱“自己的住房條件太差，買不起更好的房子”，接近三分之一的中產階級(31.6%)感受到強烈的“房貨月供/購房費用”壓力。
在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支出方面，中產階級的負擔明顯低於中下階層。大多數中產階級(80%)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於20%，同時，大多數中產階級(80%)的醫療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於10%。這也就是說，從客觀角度來看，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對中產階級家庭不構成問題，但是在主觀上，卻有許多中產階級感覺到有壓力。超過四分之三的中產階級感受到子女教育支出的負擔——45.5%認為“比較有負擔”和31.8%認為“非常有負擔”。大約三分之一的中產階級感受到醫療支出的負擔——25.9%認為“比較有負擔”和7.6%認為“非常有負擔”。相對而言，中產階級對於養老問題的擔憂比較少，93.2%的中產階級有養老保險或退休金保障，92.6%有醫療保險或公費醫療，因此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基本養老不成問題，但是為了日後著想，58.8%的中產階級目前選擇“盡量多儲蓄”以保障他們在退休後能過上較高質量的生活。
成長中的煩惱
當今中產階級表現出來的不安全感、不滿足感和焦慮心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成長中的煩惱，是急於達到中產階級生活狀態但暫時未能實現而產生的焦慮心態，不過，大多數中產成員相信他們最終能達到中產階級的生活目標，他們對於未來具有信心。201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中產階級對於未來表現出樂觀預期——59.1%表示“比較樂觀”和9.5%表示“非常樂觀”，26.6%聲稱“談不上樂觀不樂觀”，只有4.8%表示“悲觀”。
中產階級對於未來的預期存在著年齡差異，年輕的中產階級表現出更多的悲觀情緒，這可能是由於他們承受著更大的購房壓力和就業競爭壓力。29歲及以下年齡的中產階級，有10%的人對未來表示悲觀，僅有52%表示樂觀，而30歲及以上年齡的中產階級，只有4%表示悲觀，而對未來表示樂觀的達到77%。
中產階級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是基於他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良好預期，他們相信經濟增長將使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中產階級的隊伍也將進一步擴大。不過，最近3年經濟增速下滑，中國經濟未來前景不明，社會政治風險增加，國際環境趨於緊張等因素，使中產階級持續多年的樂觀預期受到很大沖擊，對未來的不確定心態明顯增強。在日常生活層面，中產階級最直觀的感受是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長放緩對他們生活的影響，2015年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四成(42.6%)的中產階級聲稱“物價上漲”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2006、2008、2011、2013 年度全國抽樣調查詢問“過去5年個人收入或生活水平有沒有提高”和“預期未來5年個人收入或生活水平會不會提高”，大約四分之三的中產階級(72%-78%)都表示過去5年他們的收入或生活水平提高了，並且約六成至七成預期未來5年還會提高(63%-72%)。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導致中產階級預期未來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比例明顯下降，但隨後幾年又逐步上升。然而，2015年的調查則顯示，過去5年個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大幅下降(49.6%)。
2015年的股市劇烈波動讓相當部分的中產階級財富縮水，人民幣貶值預期又使中產階級擔心財產的未來保值。《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明示中國經濟的“L型”走勢，更讓中產階級的未來信心受到沉重打擊。今年初以來，部分大城市房價飆升，透露了中產階級的恐慌心理。海外移民潮和購房潮由富豪群體向中產階級人群蔓延，也預兆了中產階級信心疲軟趨勢。
“經濟新常態”需要培育中產心態
缺乏安全感而心態焦慮的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經濟前景不明、社會風險提升的當下，焦躁不安情緒增強，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與當今世界多數國家的中產階級相比，中國中產階級的實際抗風險能力是比較強的，而且居安思危意識較強。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儲蓄率和私有房產擁有率遠高於其他國家，絕大多數中產家庭是夫妻雙方都工作，許多中產家庭夫妻一方的收入足以維持家庭日常開支，另一方收入用於儲蓄、房產投資、子女教育投資或其他投資。目前經濟增速下滑雖然導致中產階級收入增長放緩，但與許多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相比，中國中產階級受到的沖擊並不算很大。但是，為什么中國中產階級的中產身份認同較低，不安全感較強，遭遇經濟波動易產生恐慌心理?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務質量差，使他們沒有中產的生活狀態和安全感。但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十年我國高速經濟增長和急劇社會變遷導致了一種社會心態：極強的物質欲望追求，以及由此導致的不滿足感和缺乏安全感。那些從收入、財富和消費角度來說都已達到中產階級的人，是過去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受益者，他們的收入幾乎年年增長，物質生活水平步步提高，這使他們對未來寄予更高期望：想要掙更多的錢，買更大的房子，換更好的車，而這種高期望又會帶來不滿足感和焦慮心態，使他們總覺得還未達到理想的中產生活狀態，還需要拼命努力追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雖然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中間階層或中上階層的比例明顯低於其他國家，但是中國人對未來個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預期明顯高於其他國家。這種社會心態，從正面來說，能激發人們更勤奮地工作，更努力地追求，這是過去幾十年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然而，當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水平，經濟增長的步伐逐步放慢，社會經濟的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更注重發展的質量而不是數量時，過高的物欲期待和不滿足心態就會產生負面效應。在新常態階段，個人收入的增長速度可能難以維持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時的水平。這就如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經濟規模較小時期，可以實現極高速度的增長，但等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高速增長率就不太可能持續。我國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需要適應新常態，社會心態也需要適應新常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意味著多數人步入中等收入群體，達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成為社會主流的中等收入者具有平和、知足、快樂、健康的小康社會心態，金錢和物質不再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標，精神追求、文明道德水平和社會責任感是個人價值更主要的體現方式。
中國中產階級當前最關注的是其個人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個人經濟利益的維護，他們較少考慮他們應該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將要成為社會主導性階層的群體，他們應該肩負著推進社會進步、健全社會體制的責任。但中產階級目前對這點還沒有充分意識。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只專注於追求物質財富和物質享受，對於公益事業缺乏熱心，對下層民眾的疾苦漠不關心。對於社會上存在的各種不合理、不公平現象，他們雖然會持批評態度，但並不願意采取行動去改進社會現實，只有某一事件影響到了他們的個人權益，他們才有可能采取行動去維權。總體而言，中產階級表現出較強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傾向，較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不過，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不能只怪中產階級自身，中國中產階級的這一弱點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社會環境和政府政策導致的。長期以來，整個國家的主要目標就是追求經濟增長，落實到個人頭上，就是多多掙錢，盡快改善物質生活條件，中產階級也不能免俗。社會及其政府並不鼓勵中產階級培養社會責任意識，也並未向其提供較多的社會政治參與機會，這只能導致中產階級關注於個人利益而漠視社會責任。
中產階級順利成長需要政府關注和政策支持
盡管中產階級是經濟增長的極大受益者，但政府並未對於這一迅速擴大的群體足夠關注，在相關政策制定時不夠重視這一群體的特殊需求。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對中產階級訴求反應遲緩，加劇了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雖然1990年代後期國家領導人就提出“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目標，目前推進的十三五規劃也把“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出促進中產階級發展的針對性政策。
在發達國家，由於中產階級是社會上最龐大的人群，政府實施相關政策時總會考慮政策對這一群體的影響。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把培育壯大中產階級作為政策目標，實施一些有利於中產階級發展的政策。我國政府雖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但並未落實到具體政策層面。而且，提出“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主要是針對於調節收入分配，並未把這個群體作為利益相關群體來考慮。因此，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較少考慮對中產階級的影響。比如稅收政策，大多數中產階級感覺最近5年來他們繳納的稅款越來越多，16%的中產階級聲稱他們繳稅“很大幅度增加”，54.9%是“較大幅度增加”，26.4%“沒有變化”，僅有2.7%聲稱他們繳稅“減少”。中產階級覺得他們是政府政策忽略的群體，政府政策會偏向於強勢階層而損害中間階層和下層民眾的利益，因為強勢階層的成員是各個領域的精英分子，他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較大。下層民眾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受損最多，政府會采取一些政策扶助或補償這些弱勢群體，但對於中產階級的利益，政府決策時考慮較少，中產階級的利益成為政策制定的一個盲點。中產階級的穩定發展有利於社會穩定及和諧社會建設，政府的相關政策制定應該更多考慮維護這一群體的利益和促進這一群體的增長。
給青年人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是壯大中產階級的重要策略。最近十幾年來快速的高等教育擴張、城市化推進以及近年來的經濟結構轉型，都有助於擴大中產階級。但是，目前的擴張速度並未讓急想加入中產階級隊伍的民眾滿意。成為中產階級是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夢想，成為城市中間階層一員是眾多的80後和90後農民工的夢想，然而，城市中的高昂房價，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低層白領職業崗位競爭激烈而且收入偏低，以及自主創業和個體經商環境惡劣，阻礙著年輕人實現他們的夢想。政府決策者需要系統考慮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中產階級的思路，從多個層面采取扶助政策，讓更多的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奮鬥年數邁入中等收入群體和中產階級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