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介紹，自1986年樂施會應邀合辦，并首次公開讓市民參加;尤其是1997年接手「毅行者」以來，已有93000多名參加者為這項活動合共籌得超過港幣5億元，用於樂施會在香港、中國內地乃至亞洲各地的各項扶貧救災及倡議工作。

 

　　將於今年11月18日至20日舉行的「樂施毅行者2016」為慶祝活動35周年，特意將今年的主題定為「毅行狺傳承」，共有1300隊，即5200人獲得參加資格，再加上相同數量的支援隊伍和3000義工，誓將毅行精神一棒一棒地傳承下去。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毅行者運動的魔力

 

　　「這個活動其實連接了很多不同界別的人，有國際大公司的主席、CEO，也有很多像我這樣的師奶，還有退休人士，甚至有些犯了事、還在懲教署服刑的年輕人，2008年我們跟懲教署長討論，特別讓他們出來參加毅行者，這是破天荒的，為了他們能出來，不管平時練習，還是比賽當天，每次要很多人跟著，還需要很多其它的配合。」

 

　　為承諾活出自己的故事

 

 

　　樂施會籌募經理(活動)黃玉閒1997年加入樂施會，雖然中間離開了兩次，「上次回來是2004年」。每年活動期間，這個自嘲「師奶」的總指揮的工作就是「沿途每個站去看，感謝我們的義工，看看活動過程中間有什麼狀况」，往往過了50公里，「就看到他們的面容好痛苦好痛苦的，尤其到第二天，一般那個時候我會在7號站，太陽很大，天氣非常熱，大隊人馬已經走了70公里，參加者的苦楚難以形容，但是還在繼續繼續……我就感覺有些不好意思，因為你讓人感覺痛苦嘛，但是他不能后退。有時我乘坐的指揮車在旁邊經過，我們會喊加油加油，有些人就說你能載我一段嗎?我說能啊，但是我要剪你的手帶，就是你要退出比賽。然后他就說那不用了，就不想放弃，為什麼不想放弃?為了面子嗎?還是為了承諾，對自己、對隊友、對捐款人的承諾?我不知道，也許都有。這麼多年毅行者品牌的建立就是擺在前面的100公里，而且還是山路，(參加者要)走到山頂然后下到山谷，反覆23次，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如果一個正常人，想清楚之后，他還是要報名參加猁猁報上名也不容易，要抽籤，很難抽上的猁猁而且還要找來三個隊友，要向朋友宣布他要參加毅行者，這個就是下定決心的承諾，當中受的苦往往超乎想象。去年還算容易的，有些年份下大雨刮大風，氣溫陡降二十幾度，起步的時候29度，到了山頂可能只有5度，穿羽絨服都感覺不保暖，甚至有些人身上血肉模糊。當年我們的口號是永不放弃，我就勸他這是說笑的，你還是放弃吧，但他還是繼續……

 

      這樣的故事很多，其實我們是做一個平台，讓很多人去實現他們的承諾，活出自己的故事、隊友的故事、他跟其它隊之間的故事。有一年我們的主題說毅行者是『改變生命的一個活動』，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就覺得我們的定位非常好，就是很不平凡的一個事，但是最平凡的人都能做。當然，你做了毅行者以后會變得不平凡，但是從平凡到不平凡是很漫長的，需要付出很多。」

 

　　平凡人的不凡事

 

　　黃玉閒說起另一個故事。

 

　　在大澳，有一個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每年都會從懲教署及社工那轉介過去很多邊緣青年，包括曾因販毒而被判入更生中心者，這個學校的校長惲福龍原本是在大學當教授的，「他2006、2007年第一次參加(毅行者)，我還記得他幾乎是花了48小時才走完100公里，當時他已經超過50歲了。到終點后他到處找毅行者負責人，跟我談他的學校怎樣怎樣，他覺得毅行者這麼有意思，然后跟我說他的學生一定要參加這個活動，因為這個活動能改變他的學生的生命軌道。我們一直合作到今天，他用毅行者發動學生去跑步，然后一年一年地參加。今年他的學校正好40周年，他計劃能有四十個學生和老師組隊參加，還搞了一個落发明志的儀式，以壯行色。」

 

　　2014年，一位68歲的法師猁猁他也是這個學校的董事局成員，為了身體力行支持這些學生，第一次參加毅行者。「那次只走了50公里，不是因為老法師，而是隊友沒練習出了問題，只好半途而廢。今年，70歲的法師決定再次參加。他們每個星期都練習，法師誓言這次一定要走完100公里，而且力爭用很短的時間···不知道是多短，他覺得自己因此好像重生了，生活都為之改變了。」毅行者行進過程中，委實會出現很多不可思議的場景。

 

　　「在草山，以前的路很難走，特別是大太陽的時候很不好受。有一年一位毅行者走到這里的時候發現自己沒有水了，當時有20多個人在附近休息，他就問這些人有沒有水，這些人也都沒有什麼水了，后來怎麼解決呢?每一個人給他一口水，他就拿著這一點點水喝。你能想象嗎?香港人哦。」說起這一幕，黃玉閒顯得有些與年齡不符的調皮甚至雀躍。「有些外國人來了香港不久，就來參加這個活動，說在毅行者當天就遇到最多的好人。平常你在街上就覺得香港人很冷漠、很匆忙，但是在毅行者活動中，你覺得香港人很不一樣，在山里頭很不一樣!」

 

　　「毅行者文化」蔚然成林

 

　　首屆「毅行者」在1981年舉行。「最初是啹喀兵的一種訓練項目，中間1982年因為福克蘭群島戰爭停辦，到1985年為止搞了四屆。我可以想象，它有一種發展的需要，就找了當時樂施會的負責人去談。既然跟樂施會合作，很自然地就要把這個活動開放給普通市民。以前有個概念就是這是一項很軍事化的活動，啹喀兵以后開放給消防員、警察之類的帶有準軍事性質的人員，我們叫紀律部隊，就是很男人的那種感覺。樂施會是一個扶貧機構，要投入這個活動，耗費的人力財力也不少，所以要有效籌款的話，一定要擴大它的影響。1997年啹喀撤離香港，樂施會接手之后，尤其到今天，我們的定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毅行者，哪怕是最普通的人都可以做毅行者。」

 

　　黃玉閒透露，1997之前，參加毅行者的「超過六七成應該都是外國人」，后來慢慢變成香港人為主。「我們的對象是專業人士，香港畢竟是一個金融城市，像會計、法律、銀行等專業人士特別多，這也是我們籌款的保證，但我們推廣的另一個定位是讓弱勢群體也有參加的可能，所以在捐款的設計上，最低的籌款額度是7200港幣一隊，高的則是7萬港幣，今年參加毅行者的總數是1300隊，高的大概50隊。但是每年都有一些能籌到幾十萬的，我們并不封頂，但是門檻是7200港幣。這7200港幣是否可以自己掏這個錢?當然可以，但是我們不鼓勵，還是希望每個人出去找朋友(募捐)，100、200都可以，因為這樣的過程，他們就會去不斷地介紹毅行者、樂施會。」

 

　　黃玉閒認為這些年毅行者文化在香港的影響「一直在擴大」，「我一直說的一個比喻，其實樂施會做的就是一顆毅行者的樹，它的種子會掉下來，掉下來的種子會再長一棵樹，然后這棵樹又會掉種子下來，再長成更大的樹，現在到了收獲的季節，已經長成毅行者的森林。」

 

　　現在每年活動期間的麥理浩徑，「100公里已經有13000多人，籌款的人有五六萬，我們的統計是大概每年平均一半是新人，一半是老隊伍，換句話說，香港已經有近十萬人參加過毅行者。但是麥徑就那麼一條，所以我們的短期目標是在台北搞一個(毅行者)，台灣的潜力很大，因為那里山很多，最近也去考察了韓國首爾附近兩個多小時火車路的一處度假地。」

 

　　事實上，黃玉镕2004年歸巢樂施會后，很大一部分精力就花在「全世界推行毅行者」，「世界上別的地方的樂施會看到香港做這個活動能籌這麼多錢···其實也不是很多，比如香港樂施會每年籌款2.4億元，毅行者貢獻的不過4100萬，但是影響力非常大，最重要是這個活動的理念跟樂施會的理念非常吻合，因為我們要求一定是四人同行，這個活動的成績和排名是以四個人中最慢的一個為標準，所以我常常說，一個人怎麼快都沒用的，一定要想盡辦法讓最弱的人提升成績才能改善、才能好，這個就是夥伴關系;第二個理念是賦權，樂施會講助人自助，我們做得很徹底，怎麼讓能力較差的人慢慢慢慢提升，這是很難的;再一個是參與，如何讓弱勢的人參與到決定里面。」

 

　　從2006年開始樂施會刻意在內地推廣毅行者概念。「2007年有一支隊伍來自內地，現在大概有50隊，我們的方向是越來越多內地的隊伍。」她承認時機十分重要。「當時我們在內地已經請了同事，并且跟一家國內比較有公信力的慈善機構簽了合同要搞毅行者，正好遇上2008年大地震，他們募集到的錢很多，就覺得沒必要跟我們合作了。后來他們想開展這個活動的時候，樂施會的負責人又覺得在國內搞毅行者如果不能用樂施會的辦法又沒意思。」

 

　　黃玉閒自承自己是讀翻譯出身，「從小我的中文是不合格的」，但是有一次去北京旅行的經歷讓她深受刺激。「在從北京到太原的火車上，一個日本人跟一個德國人，他們用國語交談，我要加入的時候就說你們能用英語嗎?然后就覺得很丟人，回來就下定決心要學好國語。」五十歲上下的黃玉镕說，我們這代人都覺得我們這些香港人應該貢獻國家，如果內地政府能夠讓樂施會用這個方法在內地推行毅行者，「這是真的和諧社會，但一定要是我們的理念，我們的操作手法，第一站一定要在北京。」

 

　　「樂施毅行者」模式

 

　　「去年毅行者活動總的收入是4100萬港幣，其中籌款籌了3400萬，還有700萬是商業贊助，這些年的籌款一直在增加，去年增加了11%，1997年是1000萬。除了籌款和贊助，參加這個活動先要繳100元參加抽籤，抽了以后每隊要交1400元登記費。沿途我們需要的物資或者服務，很多都是企業免費提供的，比如水、能量食品、運送物資的車輛，還有電信、通訊、電話、電腦、電力供應、熱水等等。整個活動的運作用了400萬，以保證盡可能的款項用作扶貧。樂施會有嚴格規定，我們每用1塊錢，必須要籌到7塊，整個機構每籌100塊，一定要有85塊用在扶貧上，其它15塊用在租金員工薪酬這些上面，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機構能良性運作。」很難想象操作這麼大一個活動，主要靠的是包括黃玉镕在內的一個「七女一男」八人團隊。

 

　　「很多地方現在能做這個形式，但是沒有這個內涵，他們不能拷貝，甚至香港的機構也拷貝不了，一方面社會背景固然有很大差异，另外一個秘密就是我們跟合作團體是夥伴的關系。夥伴是什麼意思?有錢有力有權的大人一定要放下身段，降到跟小孩同樣的水平，這才是夥伴。如果高高在上，然后口口聲聲說我跟你是夥伴，只是徒有虛名。以前這個活動是一個將軍指揮的，他真的是高高在上，統領這麼多人，但現在不是，1997我們接手的時候，我就是一個師奶，我記得有人問誰是負責人時，我還帶點不自信怯怯地說，我想我是吧。夥伴就是平等，是真的平等。我的團隊下面7個人，分成三個小組，一個小組負責100公里的后勤，本來沒有房子沒有電沒有電話，兩個女孩都搞掂了。把現場準備好了后，另外兩個女孩就負責幾十個團體的3000義工，他們就進駐檢查站，為毅行者服務。另外一男一女就負責5200名參加比賽的毅行者的聯絡，做網站，日常溝通，包括不久前的簡介會。三小隊就搞定整件事情了，我的任務很簡單，就給他們一個目標，跟搞后勤的同事說，100公里的檢查站要做到場地最友善;跟搞義工服務的同事說，每個義工到場工作的時候要自覺地不添麻煩;讓每個參加者配合大會的安排，給一個目標，他們會去想如何達成目標。現在的毅行者就像一個大的機器，它自己在運作，我的工作就好像守在毅行者的門口，好的公司就來，好的人就來，不好的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