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同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駕臨倫敦經濟學院，提問學者：為什么經濟學家沒有預見到危機?(Why did economists not foresee the crisis?)年來，世界對於危機的反思日複一日，甚至深入到一些最基本的范疇，比如貨幣。

　　本文就來談談錢。對使用者而言，錢/貨幣是購買力，是資產，而且是流動性最好的資產——它有別於其他資產之處，正在於用以換取其他資產的難度最小。我們可以用貨幣購買商品和服務，以滿足“衣食住行”等消費需求，也可以用貨幣購買存款、房產、股票等等來進行理財投資。說白了，我們的經濟生活不外乎兩件事：掙錢和花錢。微觀個體的經濟選擇——錢要怎么掙，又該怎樣花，互相交織，最終形成宏觀經濟的基本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手裏的貨幣可視作一種選票。

　　對於創造者(亦即中央銀行)而言，錢/貨幣則非資產，相反，是負債。在很大程度上，發行貨幣是個“無中生有”(17世紀英國銀行家威廉•帕特森語)的過程，之所以可以這樣做，則是基於一種我們稱之為“信用”(credit)的東西。中央銀行通過調控其自身的負債規模(數量手段)和負債價格(價格手段)，來影響個體手中貨幣選票的流向。

　　貨幣是資產，也是負債;它的這種雙重屬性，帶來了流通領域的湍流。多年來，尤其是“大蕭條”之後，經濟學家們一直嘗試為此提供解釋，由此帶來不同流派之爭(如“凱恩斯學派vs貨幣學派”)，至今沒有定論。

　　2008年以來，危機蔓延。就在經濟學家還在為“女王之問”感到難堪的時候，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已經大踏步地將世界帶入一個未知的貨幣時代——超級量寬、負利率，甚至“直升機撒錢”也成為政策選擇。

　　央行的“奔放”，帶來了小市民的困惑——錢越來越多，怎么花就成了問題。正常情況下，人們或“血拼”消費，或購買價格漲幅預期好的資產(如房產)，又或直接兌換成另一種更安全的貨幣。不管哪種情況，一旦出現“羊群效應”，接下來的劇本就都差不多了——惡性通脹、資產泡沫、貨幣貶值，這三種情況或單一突顯或疊加發生。近來，我們身邊高漲的換彙熱情、離婚買房狂潮、海淘瘋，似乎都可以放在這一劇本框架下觀察。

　　筆者選取兩個指標：M2/GDP和外彙儲備/M2(折算美元後計算所得)，來勾勒上述變化，或者說隱憂。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作者計算

　　2008年之後，這兩個指標都出現了明顯變化——

　　(1)M2/GDP結束連續5年的下降趨勢，轉而快速上升，到2015年底已升至203%，7年上升了54%;

　　(2)外彙儲備/M2相反，在2008年達到峰值(29%)後持續下降，截至2016年7月底，已降至14%。

　　而變化透露出兩個基本事實：一是經濟增長明顯慢於貨幣供給的增長。前面說過，央行的貨幣負債基於信用，而信用最終是要靠經濟增長來背書的。

　　二是外彙儲備作為央行資產，其覆蓋貨幣負債的能力快速下降。也就是說，如果民眾一窩蜂地換彙的話，央行的家底就不夠了。危機前，2003年-2008年，央行貨幣負債的增速也不慢，M2由18.5萬億一路增至47.5萬億，漲幅156%。但那時，宏觀經濟處於上行軌道，央行外彙儲備一度超過4萬億，腰杆硬得很。可惜今時不比往日，截止8月底，我國外彙儲備已降至3.185萬億。

　　經濟好的時候，中央銀行容易獲得民眾的信任，對於貨幣流向的引導也更為簡單有效。如今經濟下行，而微觀個體用手裏的貨幣投出“不信任”票的渠道又越來越多，貨幣當局如何有效調控經濟就成了問題，搞不好的話，越調控越失控。而調控可以做減法(如去杠杆)，也可以做加法(如拉GDP)，筆者更傾向於後者，起碼就提振信心而言，副作用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