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軼

　　由於朋友圈這種批判生態還會牽涉轉發和點贊的人，以致我們似乎喪失了好好說話的環境。

　　近來朋友圈內互相拉黑的朋友甚多，也有因誤會不曾申辯以致把我拉黑的，而後得知乃因我給該朋友的論敵點贊，又曾在飯桌上見二友因點贊而拉黑以至於互不敬酒差點翻臉，似乎朋友圈如同地雷區，一不小心就炸裂開來，恨不能學某友從不發表觀點，偶爾冒泡發張美景圖片。最後，只好選擇把那些不願動筆寫入文檔的民國報紙趣聞貼出來，算作隨手做個讀書筆記，以便日後借助關鍵詞隨時查閱。

　　或如徐賁所言，微博不是說理的地方，往往一旦發生分歧，就會由最初的討論變成最後的攻擊;微信亦複如此，通過轉發對自身有利的文章來為自己站台，圈子內部朋友也參與論戰，最終歸宿便是圈子內部的互相告慰;或者在群內獨白，進行人身方面的檄伐誅殺。昔日好友之間，在誰的帖子之下點贊，是否給自己觀點點贊，轉發誰的文章，皆已成為政治立場，也成為敵友劃分的標准，心生不快而日漸成為仇敵，就像人人都在踐行被冷落的居伊·德波的名言：“換朋友比換想法要好得多”。

　　阿貝爾·蒂博代在《批評生理學》中談論了不同身份之間的文學批評互相攻訐，常見形式便是“作坊批評”：“把一種批評對他種批評的不知、鬥爭、譏諷和挖苦視作其生存之必須及其健康之證明”，翻出對方最不體面的表現作為評判的依據，專找薄弱環節下手，恨不能一腳踹死對方;又或者，在分析和批判時從一個全能的視角出發，從自己分析與批評的對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又有免於責任的自我正確感。此類批評往往要么是禮尚往來式溢美之詞，要么是箭林石雨般攻訐之語，是為最不光彩的話語事業。

　　1954年，當阿爾及利亞處於分崩離析之時，加繆在筆記中對“行動和寫作”進行了反思。朋友之間因立場相異而互相攻訐，從而使得論戰的情緒變得越發狂熱，加繆對這種“過於積極的介入”充滿困惑，他懷疑這些積極介入的論戰雙方，不過是因為他們不能斷定介入的正義性。每每當良心受到煎熬，或當意見被人否定而惱羞之時，他們總會手忙腳亂地為自己尋找相關的理由，使自己的話語介入看起來更具合法性。知識分子在亢奮的聲譽爭奪中，變成了自我表演的姿勢分子。對此，茨維坦·托多羅夫曾告誡：“輿論自由，包括困擾我們的輿論，應該加以保護。這並不意味著任何批判姿態本身都是令人贊賞的。如果人們得益於民主的公共空間裏同行的表達自由，卻采取一種普及的誹謗的態度，批判就變成一種無所產出的免費遊戲，除非其自身的出發點被顛覆。過分的批判謀殺批判。……普及化的懷疑主義和體系化的嘲諷只擁有智慧的表象。”

　　當然，並非因此而放棄話語徹底陷於沉默，事不關己而學鴕鳥，畢竟，競爭是商業的靈魂，爭論是文學的靈魂。伏爾泰將“健康的批評”視為第十個繆斯。沒有批評的批評，批評將會死亡;但是，過分的批判，最終謀殺批判。健康的批評總是伴隨著謙遜的態度，如赫希曼那般保持自我更新的“自我顛覆”理念，警惕固執己見地保衛自身迂腐陳見，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智識上的開放性結合起來。而朋友圈的話語生態，往往很難平衡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盡管最為可怕的是沒收批評的可能性，讓我們喪失言說的權利，但在互聯網的民主化表達生態下，話語的表達往往容易淪為焦躁的表演，從而讓話語表達更像是情緒化的泄憤。

　　由於朋友圈這種批判生態還會牽涉轉發和點贊的人，以致我們似乎喪失了好好說話的環境。很多時候，你摘錄某本書的某段內容或者發表生活的某種感受甚至轉發點贊誰的話語，由於心理的危機導致心理的敏感，對號入座者不可勝數，以致朋友圈的言說成為生活的政治場所，轉發點贊與否成為友情分量的衡量標准。在半封閉生態的朋友圈如何言說，已經成為生活政治學。唯有抽身出來，自我拒絕表演，以拒絕情緒化的疏離態度，才能敏感地發現這種微妙無形的殘酷生態。

　　半封閉狀態的微信生活，比廣場似的微博生活更為危險，造就了一種半公共半私人的融合，也造就了公共與私人的模糊。正是這種生活政治般的批判牽連，如今的朋友圈，在轉發和點贊之間似乎已經淪為另一種精心計算的話語式賄賂，通過情感按摩的方式讓自己成為被人珍視的替代品，而不需自我意識的真誠表達。情感按摩制造著舒適的安全，真誠表達陷入危險的沖突。此類現象，在包容性較差而善於建友幫拜碼頭的外省尤甚。

　　每每打開朋友圈，見朋友互相攻訐恨不能拉黑對方的情形時，總想起布羅茨基在柏林面對流亡者們狂熱對罵時的疏離態度，或者又想起《顧頡剛日記》中的一段話：“與靜秋出散步，遇錢鍾書夫婦。……鍾書以洪邁詩‘不將精力做人情’語相勸，當勉力行之。我居三裏河，實無異退休，惟有努力抓住此未來之五年，將筆記及論文集編好，庶不負一生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