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龍貴

　　宜昌公開信中雖沒有強制之意，但公權力的介入，尤其是公開信這種特殊的形式，還是難免給人造成一種心理壓力，從而構成道德綁架。

　　9月18日，湖北宜昌市衛計委網站掛出一封《關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致市直機關事業單位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呼籲“年輕的同志要從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傳生育兩個子女的好處和一個子女的風險，引導群眾負責任、有計劃地生育第二個子女。

　　去年11月“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後，並未迎來想象中的生育高峰。有調查顯示，全國符合二孩政策的育齡婦女人數在5000萬以上，但真正有生育意願的不到三成。相比之下，宜昌的情況更突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調研報告顯示，宜昌從2000年開始就進入超低生育水平，近些年生育率還在持續下降。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後，該地區的生育率也未發生明顯反彈。由此來看，宜昌希望提高生育率，激發民眾生二孩的迫切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在具體做法上，實在值得商榷。從社會發展和人口替代的角度來說，生育率過高、過低，都不是正常的現象。在目前生育率偏低的現實下，生二孩對於解決獨生子女家庭的失獨和養老問題，緩解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資源短缺的意義，無須多言。不過歸根結底，生孩子這種事屬於私權利的范疇，應當由家庭和個人的主觀意願來決定。更何況，孩子也決不是想生就能生的，如果條件不允許，再怎麼呼籲也生不出來。宜昌公開信中雖沒有強制之意，但公權力的介入，尤其是公開信這種特殊的形式，還是難免給人造成一種心理壓力，從而構成道德綁架。

　　1980年，為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央曾面向全國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發過一封公開信。這封公開信被認為是“一胎化”確立的標志——據說宜昌公開信的靈感正來源於此。這顯然有東施效顰之嫌，同樣是公開信，但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意義和效果不可相提並論。36年前沒有網絡沒有手機，甚至連固定電話都尚未普及，通訊條件落後、信息來源單一，公開信幾乎是宣傳國家政策的唯一有效途徑。而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公眾獲取信息再簡單不過，公開信這種宣傳手段顯得格格不入。

　　不必諱言，宜昌公開信的形式意義遠大於其內容展示。更直接點說，幾大政府部門的本意，就是希望通過這種形式放大公開信的分量，甚至賦予其一定的政治意義。這恰恰是公眾最為擔心的：會不會因為生二孩意義重大，落到實踐中，呼籲和號召就會異化為變相的強制?有沒有可能因為政府格外重視，生二孩就成了一項攤派性的任務?這種擔心並不多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系下，一些政策往往很容易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異化為強力推行。當地政府有關人士表示，目前只是將公開信發布到宜昌衛計委的官網，近期還將召開新聞發布會，部署更具體的宣傳計劃，“報紙、網站和新媒體都會利用起來”。這大有把號召升級為動員的架勢，而動員意味著什麼，大家似乎心有戚戚。

　　要看到，當前生二孩意願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養育成本太高——往往是生得起，養不起，養得起又未必養得好。因此，鼓勵和激發民眾生二孩，關鍵在於提高生育福利，通過政策引導、財政補貼以及公共資源的更合理配置，減輕和分擔家庭的壓力。這一點，在公開信中也有所提及，比如開展二孩生育全程免費服務，進一步延長產假，建立免費婚檢、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假期制度……竊以為，踏踏實實做好這些基礎性的工作，比一封公開信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