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小年
在高房價的引導下，開發商看好未來的銷售，頻頻拍出地王，這意味著未來供應的增加和存貨的增加。
時代周報：近年經濟下行壓力大，今年一季度的經濟指標有所好轉，下行壓力似乎有所減輕，你對當前經濟形勢，如何判斷?
許小年：今年前幾個月經濟暫時好轉，這是實施傳統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增加貨幣、信貸投放，政府上馬投資項目，經濟似乎企穩，但這只是一種無法持續的表象。
5月份，有關部門發布權威講話，擴張性政策的勢頭得到抑制，但是從六七月份到八月份的數據來看，講話的精神並沒有得到認真的落實。
時代周報：近段時間，全國各地地王頻出。人們預估樓價會繼續瘋漲，紛紛入市。房地產的盛宴會把中國社會帶向何方呢?
許小年：貨幣和信貸的投放，大多進入了房地產市場，實體經濟依然不景氣。從數據上看，7月份新增貸款4000多億人民幣，幾乎全都流向了房地產市場;八月份新增貸款9000億元，其中6700億是住房貸款。信貸如此集中在房地產，這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引起警惕。房地產一個行業不可能支撐中國經濟這么大的體量，而且房價不斷上漲，使得市場的風險越來越高。
如果不能在“三去”(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上取得顯著的進展，中國經濟內部風險積累越來越多，對經濟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風險一旦超過臨界點，資產價格大幅度調整，有可能引發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
目前市場上流行一種錯誤觀點，認為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並不高，可以在企業和政府去杠杆的同時，增加居民負債。如果對比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中國居民部門的負債確實不算高，但是這種橫向比較沒有太大的參考意義，因為中國的社會保障相對落後，居民部門不得不通過私人儲蓄以彌補公共保障的不足，居民儲蓄率與福利國家是沒有辦法對比的。
時代周報：世界經濟疲軟，不少國家施行超低利率政策、負利率政策，但是收效甚微。這一貨幣政策對中國有何啟示呢?
許小年：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進行發鈔票的競賽，實行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政策，荒唐到了不著邊的地步，但是印鈔票並沒有使得這些國家擺脫蕭條。希臘的債務危機反複不斷地爆發，意大利最近又遭遇銀行危機。事實證明，去杠杆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僅靠中央銀行發行貨幣，解決不了問題，需要政府、家庭和企業部門承受短期陣痛，認認真真地削減債務，核銷壞賬。低利率只能減輕一點還款負擔，不能解決債務的存量問題。
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的政策是一個整體，現實中看到的是加杠杆，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總量在繼續上升。加杠杆的結果是推高過剩產品和資產的價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推高房地產價格，政策性扭曲的價格給企業送去錯誤的信號，誘導企業增加產能，增加供應，結果是更多的過剩產能和更多的庫存，用加杠杆的方法不可能實現去產能和去庫存的目標。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個突出的案例，在高房價的引導下，開發商看好未來的銷售，頻頻拍出地王，這意味著未來供應的增加和存貨的增加。
時代周報：近日，林毅夫、張維迎兩位經濟學家就“產業政策”爭論了起來。你對“產業政策”這個爭論焦點有何觀察?
許小年：產業政策建立在一個假設的基礎之上：政府官員能夠比企業、企業家更好地識別未來的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政府調動資源，投入到這些新興產業中去，加速它們的發展，帶動其他產業升級和經濟的增長。但是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個美好的假設，這個假設能否成立取決於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政府官員比企業和企業家擁有更多的信息;第二個條件是官員比企業家具有更好的判斷能力;第三個條件是官員比企業家有著更強的激勵，扶持和發展新興產業的激勵。很遺憾，這三個條件在現實中都很難成立。
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企業和企業家在市場的實踐中，經過多次反複的嘗試，才找到或者感覺到未來的技術和產品方向。
第三個前提條件是激勵，激勵包括正向的和負向的。正向激勵就是創新成功所帶來的收益，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一旦成功，企業的銷售和利潤大幅度增長，企業家積累個人財富，因此他有非常強的激勵投入創新活動，識別未來有潛力的技術和產品;所謂負向激勵就是承擔失敗的後果，企業研發創新失敗，不僅研發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投入無法回收，而且有可能因為錯失機會，企業經濟發生困難甚至倒閉。比如說諾基亞在智能手機的研發上慢了一步，曾經銷售額世界第一的企業因此而倒閉。換句話講，企業家每天都處於必須創新的壓力下，創新事關企業的生死。
時代周報：地處中國西北的甘肅自古是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當下，甘肅希望能抓住“一帶一路”的曆史機遇，你有何看法?
許小年：甘肅地處西北，國家針對西部的“西部大開發”政策提出和執行了很多年，但是現在的西部經濟發展水平跟東南沿海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原因在哪裏?為什么沒有執行過“大開發戰略”，北上廣深的經濟仍然發達呢?人們也許會說，這些城市享有特殊政策，那么西部為什么不可以有呢?西部有了北上廣深的政策，是不是就可以縮小和東部的差距了呢?事情沒有政府規劃那么簡單。曆史上的絲綢之路通過甘肅，這條著名的商業、貿易之路不是漢朝或者唐朝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是民間百姓自己走出來的。政府官員今天制定政策時，應更多地從市場出發，從實際出發，多做市場和企業調研，多聽聽老百姓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