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少來
打擊和遏制信息“打聽者”的同時，必須嚴懲體制內的信息“提供者”，鏟除“內鬼”。
“包打聽”為上海方言，舊時指設在舊中國“租借”內的一種“密探”，是權勢者維護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專以“打聽”人民群眾中的反抗、抗議活動，可謂從下層刺探“信息”的“下源包打聽”。
今天所謂的官場“包打聽”，是指官場一有“風吹草動”，就四處打探“消息”，並加以傳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數“幹部”。官場“包打聽”，自然是“盯上”官場信息的“使用價值”，而且主要是從“上層”和“領導”中刺探消息，可謂“上源包打聽”。
官場“包打聽”打聽什么
官場作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關於政策和幹部的各類信息。越是“上層”的機構和領導，越是掌握著重要的“信息”;越是與自身直接“相關”的信息，幹部越有“打聽”的需求。依據“信息”與“打聽者”的相關性程度，可以把“包打聽”者分為“一級包打聽”(信息與幹部本人直接相關，幹部親自直接打聽者)和“代理包打聽”(與信息相關的幹部本人，不便直接打聽，吩咐親信代為打聽，此時的打聽者即為“代理包打聽”)。根據打聽“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聽”所需的信息大致分為幾類。
第一，幹部選拔任用的信息。領導幹部的職位或“官位”，是其職業生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直接的利益，也是幹部最為看重和重視的。一到幹部換屆之時或職位“空缺”後，有“晉升”有望的、“圍繞”職位的競爭者，就有“按耐不住”的“包打聽”出籠。由於幹部升遷的“上拔”機制，上層主要核心領導就成為“圍獵”對象，越是“核心”的領導，越掌握著“核心”信息。“包打聽”者就通過各種“關系”：或通過領導本人、或領導的家屬、或領導的秘書、或領導的上司和朋友，打聽“誰是候選人、誰有希望、誰上誰下”的信息。同時，由於幹部任用的“問題敏感”，希望晉升的幹部往往不便“委托”他人代為打聽，往往非常謹慎地親自私下打聽和疏通，是為“一級包打聽”。只有親自打聽的“信息”准確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方能同樣“准確可靠”：找什么人管用?找什么人安全?送什么?送多少?都是“包打聽”者急需的“信息”。
此類“包打聽”者，雖為領導幹部中的極少數，但是卻為最普遍的“包打聽”。預期競爭的“職位”越重要，競爭者越多，“包打聽”者就越多，“包打聽”者所下的“功夫”和“賭注”就越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對幹部選撥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來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幹部主要由“上層”任用的體制下，在中國官場錯綜複雜的“人情關系”中，此類“包打聽”還是會有存在的制度縫隙和“操作空間”。
第二，紀檢監察中的信息。紀檢監察，是保持黨員領導幹部廉潔清正、盡職盡責的重要制度，也是發現幹部問題、懲處不稱職幹部的日常機制，對各級各類領導幹部具有強大的激勵和震懾作用，自然也為各級領導幹部所重視和關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巡視的密集展開和嚴格查處，令幹部中的“疑似違規者”或“犯罪嫌疑者”極為恐慌，當紀檢監察組進駐一地或一單位時，幹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為“包打聽”者，或者委托“代理包打聽”。
由於紀檢監察組織多是查處“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財經紀律”等方面的“負面”線索和問題，有“違紀和違法”嫌疑的幹部，多不願“自曝信息”或“自投羅網”，於是多派出自己的“親信”，代為打聽和試探，所以這方面信息的“包打聽”，多為“替人消災”型的“代理包打聽”。
“代理包打聽”往往通過各種關系和渠道，多方打聽紀檢監察中“哪些領導有問題?是什么問題?是誰舉報的?誰在查辦此問題?有什么人認識或可接近查辦者?”等，以便“准確”跟蹤案情查辦的進程和程度，為“背後”的領導或“委托者”提供“准確”情報，也為“問題領導”決定如何“疏通關系、掩蓋案情線索和材料、幹預查辦進程”等提供“可靠依據”。
目前福建省、甘肅省等多地紀委，相繼出台了紀檢監察中“違規打聽、影響查辦”情況的處理規定，就是主要針對此類“包打聽”者，但關鍵是落實到位、嚴格執行。
第三，領導個人特征和愛好的信息。領導幹部的特征和愛好，影響著地方治理的進程和狀況，也影響著地方下屬幹部的業績和升遷。在決定幹部升遷的“上拔”機制下，主要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響下屬幹部升遷的決定性因素。於是，圍繞著“一把手”等核心領導，各類“包打聽”者頻繁活動。為了“投領導所好、討領導喜歡”，就需要掌握領導的特征和愛好。領導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運動鍛煉?喜歡什么運動項目?是否喜好書法字畫?往往成為各類“包打聽”者酒桌飯局、茶餘飯後的偵探對象和熱點。
此類“包打聽”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後“自用”，為投其所好“領導”提供依據。二是“待價而沽”，為以後“信息尋租”時，為他人“買通”領導時提供“估價依據”。
第四，領導周邊關系網絡和人脈的信息。領導也是社會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種社會關系和親疏遠近。領導一般不太“好見”，越“大”的領導，也越不“好見”。而領導周邊的親近人士，自然相對“好見”一些，故領導的父母、配偶、子女、秘書等身邊人物，就成為各類“包打聽”的“圍獵對象”。特別是一個地方新來了“一把手領導”，馬上就會有人各方打探領導來自何方?籍貫何處?父母安在?妻子是誰?幹什么工作?在什么單位?子女是否上學?是否需要出國留學?如果工作了是在什么單位?等等，甚至主要領導“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關系也“了如指掌”。還有，“包打聽”者甚至吹噓，能夠掌握領導的“譜系學”：領導以前的“上司”是誰?故吏有誰?導師是誰?門生是誰?領導身邊最好的朋友是誰?領導和“誰”好和“誰”不好?統統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類“包打聽”者，也與上面打聽領導愛好者一樣，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報”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二類“包打聽”，雖不是嚴重的“違法亂紀”行為，但嚴重汙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態，是腐敗滋生的土壤。
官場“包打聽”為什么打聽
由於“官場”儲存著權力和資源的大量“信息”，自有其開發利用的“使用價值”，但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下一級幹部就有“索求信息”的需求。這也是“包打聽”存在的“市場理由”和“生存空間”。分析了“包打聽”打聽什么信息，基本就能了解“包打聽”為什么打聽信息。概而括之，有以下幾種。
第一，“信息自我消費者”。此類信息“包打聽”和使用者，基本上屬於“自我消費者”。打聽有關領導和紀檢信息，是因為此類信息與自己的升遷和獎懲直接相關，特別是在幹部換屆和選拔時，有晉升希望的個別幹部，急於了解“情報”和疏通“關系”，往往是自己直接“打聽”，取得的“信息”，也是直接服務於自己的需要，自己直接“消費”。此為“一級包打聽”的行為動機，自我打聽、自我消費。此類打聽信息、消費信息的過程和深度，自我消費者不便、也不能對“第三者”言說。因為此類信息直接關系著“打聽者”的仕途預期和政治生命。此類“包打聽”級別越高，其“機密”程度越高，越不能對“他人言”。
第二，“信息尋租者”。此類“包打聽”者，最為普遍，也多為“代理包打聽”，就是為了“別人”來打探消息。當然，“無利不起早”，“代理包打聽”不會“白忙活”，把打探來的“信息”奉送給“委托者”，未來肯定會有“好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為自己的“上級”或領導打探消息，此時的領導涉及相關的“升遷”或“查處”，本人“不便”出面詢問，派自己的“秘書”或“親信”多方打探。此類打探來的消息，奉送給“領導”，雖不一定立馬得到“現時好處”，但領導以後的“關照”和“提攜”是為更大的“預期利益”，此為“隱性信息尋租者”。二是“權力掮客者”的“信息尋租”，此類“權力掮客”，就是“買官賣官”隱形市場中的“中介人”，打聽各種信息和結交各種關系，是為了以後市場上的“待價而沽”。所謂“地下組織部長”式人物，通過提供權力“信息”收取錢財，即為此類“信息尋租者”典型。而媒體時有報道的，有人想“買官”，交給了“中介人”巨款而上當受騙的案例，反證了此類“官場信息掮客”的存在和惡劣。
第三，“信息他用者”。此類信息“包打聽”者，多為社會和官場上的“關系人”和“交際人”，也可能在“官場”上有一定的“身份”和“官職”，四方結交、八面通風式的“打探”和“收集”官場情報，也不一定是為了自己當下的“晉升”或“免罰”，而是為了以後的“留作他用”。一是可能未來自家的事情需要“疏通關系”時，如妻子調動工作、孩子選擇學校、侄子畢業分配等，一旦需要，以前打探的信息和編織的官場關系，就可以“調動起來”發揮作用。二是“他人”需要時，自己可以大顯身手，發揮以前儲存的“官場信息”的價值，如朋友需要安排工作、家鄉需要建設項目、領導的孩子需要就讀名校、地方領導到京後“想見”更大的“領導”等。
第四，“信息炫耀者”。此類信息“包打聽”，多為社會上“閑得無聊”的“好事者”。各路“街邊侃爺”和“政治業餘愛好者”大概可歸為此類。此類“包打聽”，把官場的“譜系”和“人脈”說得“頭頭是道”，官場的“八卦新聞”和“風月情事”也能描繪得“有聲有色”。社會上有關官場的“小道消息”也多源於此，“聽者無意，說者無心”，但“說者”的自我存在感和自我價值似乎得到“顯擺”，網絡和微信的“推送”，也使此類“消息炫耀者”的“能量”得以幾何級數放大。此類“人物”，雖不足掛齒、無關大局，但助長“官場謠言”的傳播，汙染社會輿論和政治生態。
“包打聽”的政治危害和社會影響
“包打聽”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處其中的正直幹部也似乎“難免其害”。政治生態的惡化，使很多幹部“裹挾其中”，特別是不良“政治信息”的傳播，很多與“選拔晉升”和“責任懲處”相關的幹部，很難“明智應對”。不良信息流傳到社會上，也對黨政形象和政府信譽造成影響。
第一，扭曲幹部的激勵機制。我們黨的幹部選撥任用、紀律處分和問責追責，都有一套多年來不斷完善的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有關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體系建設，更是大幅提升和完善。但“包打聽”者的“信息傳播”與影響所及，會使正直廉潔的幹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機取巧和討好領導的個別幹部，可能得到“晉升”或“逃過追責”。如果“包打聽”者蔓延開來，就會嚴重扭曲幹部的激勵機制，使“善者不能為善”，而“惡者反能為惡”，激勵機制的“正向激勵”功能，就可能扭曲轉向、偏離正道。
第二，汙染政治的生態環境。各級各類“官場”，權力巨大、責任巨大，同時“壓力山大”。領導與領導之間、幹部與幹部之間，各種“關系”複雜而敏感，只有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級各類幹部用權公正、各負其責。如果各種“包打聽”者大行其道，不僅扭曲了幹部激勵機制，也嚴重汙染了政治生態，各種官場“潛規則”就有施展“負向激勵”的制度空間。
第三，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腐敗之所以發生和難以遏制，就是因為有其滋生的制度縫隙和制度漏洞。“包打聽”者獵取的各種“信息”，是其“負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礎。斬斷“包打聽”者的信息鏈條，清除腐敗的條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級紀委遏制“包打聽”的制度之舉。
正如有“受賄者”，必有“行賄者”一樣，“包打聽”者能夠“索取信息”，一定有相關領導“提供信息”。打擊和遏制信息“打聽者”的同時，必須嚴懲體制內的信息“提供者”，鏟除“內鬼”。而這一切都需要強化正向激勵、淨化政治生態、培厚廉潔土壤，進一步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理論室主任、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