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兆言
手機屏幕只不過是更加形象更加生動，同時又是更加數據化地演繹了人們的閱讀生態。它代表著我們有可能更快地讀到你想讀的東西，它更方便，也更直截了當。
在今天這么一個很正式的場合，我想先聊聊一個可能不是太正經的話題，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手機上的閱讀。手機這玩意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說有就有了，悄悄地走進人類社會，成為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對於我這樣的中國人來說，手機的印象最初和香港的黑社會聯系在一起，很大，像一塊可以用來砌牆的磚頭，只有黑社會老大才會使用，我們稱之為“大哥大”。
手機很快就普及了，人手一部，這個發展過程快得驚人。大約2012年，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街頭發現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幾乎所有人都在用手機通話，匆匆走過的行人，坐在街邊椅子上休息的路人，曬台上，窗戶裏，我們能夠見到的意大利人都在使用手機。導遊告訴我們，這裏的電話費太便宜了，因此大家都肆無忌憚地通話。當然，他們的聲音很低，輕輕地私語，不像我們中國人，習慣了扯著嗓子大聲嚷嚷，一點隱私都沒有。
再後來，手機上的閱讀就普遍了，手機不再是黑社會老大的專利，不再是僅僅用來聊天說話。手機的閱讀功能，已經超越了炫富和通話。有幾張圖片很能說明問題，在我們中國十分流行，一張是抽鴉片，一張是看手機，姿勢都差不多一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比較，為什么要把看手機比作抽鴉片，因為在中國人的教科書上，抽鴉片和鴉片戰爭是中華帝國開始走向沒落與崩潰的轉折點。中華民族被鴉片給毀了，事實真相是不是這樣，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反正在我們的教科書上，確實就是這么白紙黑字地認定。
為了改變這現象，中國的各個城市都有讀書節，都舉辦形形色色的讀書活動，號召民眾讀書，不遺餘力地宣傳讀書意義。中國人曾經是最喜歡讀書的民族，古語說得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們相信讀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可惜這些年的行情完全變了，我們的媒體上經常會表達出這樣一種遺憾，那就是中國人好像都放棄了閱讀，與其他國家的民眾相比，反而是外國人更樂意閱讀。經常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說俄羅斯人躺在草地上讀詩歌，法國人和日本人都在地鐵上看小說。
事實的真相是不是這樣呢，當然不是這樣，事實的真相顯而易見，全世界都在低著頭閱讀手機。俄羅斯人、法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他們和中國人一樣，都在目不轉睛地看手機。這是不可阻擋的一個潮流，算不上什么好事，也未必就是了不得的壞事，它只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因此，只是討論應該不應該在手機上閱讀，完全沒有意義，可以進行一番討論的也許只能是，我們通過一個小小的手機屏幕，究竟能讀到一些什么。
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魯迅曾經說過一個故事，他母親作為一名家庭主婦，作為一名著名作家的哺育者，也喜歡看些小說，不過從來不看他寫的那類小說。魯迅的小說曾經很流行，在當時是文學青年的《聖經》，而她看的小說同樣也很流行，在報刊上擁有了更廣泛的讀者。同樣是小說，它們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有著不一樣的品質。在評論家眼裏，在文學史上，魯迅母親看的那些小說可能都是低俗的，不入流的，但是魯迅先生並沒強求母親提高文學口味，強求她去讀自己寫的文字，強求她去讀他心目中認定的優秀文學作品。為什么呢，因為魯迅清楚地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寫作是自由的，閱讀也是自由的，人有選擇自己要讀什么的基本權利，即便是兒子，也沒權利強求母親去讀什么。
基於這樣的認識，所謂為讀者寫作，有時候就可能非常可疑，就可能是一句十足空話。迎合讀者，讀者要讀什么，我們作為寫作者就為他們寫什么，完全有可能會變得非常不合適，非常不正確。毫無疑問，作家必須要有理想，他永遠都是在為潛在的讀者服務，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作者和讀者都是在尋找，都在尋找他所認同的東西。作家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認同，讀者在作品中尋找自己的認同，大家各司其職，大家各取所需。換句話說，作者和讀者的關系，有時候就像魯迅母子，母親要讀她想讀的東西，而兒子只能寫他想寫的東西。
我離開大學以後，在出版社當過編輯，深知讀者趣味的不可捉摸。對於寫作者來說，很多事說起來容易，實際操作起來非常困難。一方面，我們不知道讀者想讀什么，覺得自己很努力，在充分地為讀者著想，實際上，更可能是盲人摸象，是想當然。我們常常會陷入到自以為是的困境中，我們盲目地生產，結果讀者根本不接受那些為他們定制的產品，他們根本就不願意理睬我們。我們的辛苦努力，最終變成了一個個笑話。另一方面，有時候，我們確實可以聰明地知道讀者需要閱讀什么。出版社因此可以賺錢，因此有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明知道在文學創作中，流行和時髦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東西，但是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可能免於利益的誘惑。
時至今日，在中國搞出版還是個賺錢的好買賣，盡管大家都在抱怨，紙媒的輝煌時代已不複存在，都在抱怨手機閱讀給出版社的利益帶來致命打擊。我的伯父搞了一輩子出版，是一名非常有經驗的出版老人，深知出版界的內幕。他跟我說過兩件事，第一，出版社總是賺錢的，因為賺錢，在經濟方面，它的各種抱怨政府常常不予理睬，要想獲得財政補助幾乎不太可能。第二，文學作品總體上來說，並不怎么賺錢，那些獲獎作品和暢銷書不過是看上去很熱鬧，真正賺錢永遠都是教育類圖書。
今年8月8日，中國的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了權威的《2015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這份報告有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就是“2015年紙書的銷售相較於2014年，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公布的數據竟然是這樣：
全國共出版圖書47.6萬種，較2014年增長6.1%。圖書出版實現營業收入822.6億元，比上一年增長4.0%;利潤總額125.3億元，增長了7.0%;全國出版、印刷和發行服務實現營業收入21655.9億元，較2014年增加1688.8億元，增長8.5%。
我對這個數據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它提供的另外一些數據，譬如“數字出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這個數據與手機閱讀是可以互動的。又譬如期刊減少了百分之五點二一，報紙減少了百分之十點二七，這個數據同樣是與手機閱讀有關，那些報刊上姍姍來遲的新聞和八卦，既然都可以在手機上讀到，我們為什么不選擇手機呢。而且，這些數據說的是2015年，甚至是2014年，2016年又會怎么樣呢，當然還是應該增加的繼續增加，應該減少的繼續減少。因此，這份看似對紙媒仍然還抱有信心的樂觀報告，透露的卻是並不太樂觀的信息。
最後還是回到手機閱讀上，首先，我想表達的一個非常簡單的意思就是，手機閱讀和吸食鴉片沒有什么可比性，並不像媒體上認定的那樣有害，它並不是什么洪水猛獸，很多東西都可以讓人上癮，都可以讓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其次，手機閱讀並不能表明讀者的閱讀興趣有什么本質改變，中國人有句俗話，什么人玩什么鳥，手機上確實有很多無聊信息，無聊是因為有無聊的需求，有無聊的供給。手機屏幕只不過是更加形象更加生動，同時又是更加數據化地演繹了人們的閱讀生態。它代表著我們有可能更快地讀到你想讀的東西，它更方便，也更直截了當。
不少年輕人跟我談起過網絡小說，他們對這些小說表現出來的熱情，遠比閱讀世界名著更大。很顯然，我們已經無法避開網絡時代，一位法國作家非常認真地告訴我，他在手機裏存了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覺得無聊時，會很隨意地看上幾頁。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而且還相信，一定會有人用手機來閱讀《紅樓夢》，閱讀唐詩宋詞，閱讀魯迅的著作。我相信紙媒很可能會被網絡所代替，電子讀物最後將一統天下，但是說什么也不相信，我不相信在網絡時代，優秀的文學作品會沒有立錐之地，不相信文學會因此就死亡了，就不存在了。我相信，如果閱讀仍然是自由的，必然會有人選擇更優秀的文學，如果寫作仍然是自由的，必然會有人寫出更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