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的幾則消息，讓我頗為焦慮：

　　消息一：9月27日，世貿組織(WTO)警告說，全球貿易增速將持續下降， 2016年預計增速為1.7%。這已是該機構今年第二次下調預期。

　　消息二：9月中旬，日中經濟協會派出史上最大規模訪華團(涵蓋70家日企，約230人)，建議中國改善經營環境，包括“設立接訪窗口，統一處理海外企業撤出中國市場時的手續”。

　　消息三：5月12日，歐洲議會通過非立法性決議，反對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亦即歐盟可能不會如期履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15條義務，在2016年12月11日之後繼續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使用“替代國”做法。

　　是的，外面的世界不再精彩。08年危機對全球總需求造成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持續萎縮，“逆全球化”成為趨勢，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日益嚴苛——從可見的投資、出口，到不可見的規則限制。那么，當外面的世界不再精彩，中國和全球化還有未來嗎?

　　中國和全球化有過好時候，可以說沒有這些好時候，就沒有今天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如果用“出口/GDP”的指標來衡量，我國經曆過兩次全球化紅利，“出口/GDP”的比值持續超過全球水平(見下圖)。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TO，國家統計局，作者計算

　　第一個全球化紅利期出現在1992-1997年，從“南巡講話”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1992年有關“姓資姓社”的爭論剛剛結束，我國經濟亟需擺脫所謂“短缺經濟”的狀態，擴大產能成為首要任務。於是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政治背書下，外部資本被引了進來， 與國內龐大的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相結合，快速形成產能再出口到國外，亦即“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我把這一階段稱為“引進來的全球化”，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了第一次連續五年的兩位數增長(1992-1996)。

　　第二個全球化紅利期出現在2001-2011年，從“加入WTO”到“歐債危機”前。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首次實施“積極財政”， 通過加大政府支出繼續增加產能來保證經濟增速。但新問題隨之產生：產能怎么消化?2001年的“入世”給出了答案——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產能和全球市場完成了對接，我將之稱為“走出去的全球化”。和第一個紅利期一樣，中國經濟再次出現連續五年兩位數增長的局面(2003-2007)，不同的是這一輪的紅利更長久，直到2012年歐債危機爆發。

　　稍作比較，我們發現第一次全球化紅利更像是熱身和准備，該時期中國出口占全球比重和GDP占全球比重基本重合;第二次則是集中釋放，中國出口占全球比重大幅超出GDP占全球比重，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超出全球平均水平。

　　進一步歸納的話，可以得出下面幾個等式：

　　等式1：總需求=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淨出口需求。即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其中又有內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和外需之分。在上述兩個全球化的紅利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均有外需的顯著拉動。

　　等式2：國民收入=本國投資+本國消費+淨出口(及變形式：儲蓄=投資+淨出口)。即消費需求不足對應著高儲蓄，必定促成高投資和貿易順差;反過來，持續的貿易順差又會進一步推高儲蓄率。在上述全球化紅利期，我國儲蓄率顯著上升，尤其是第二個紅利期，中國儲蓄占全球的比重超出了出口和GDP占全球的比重。

　　經過兩次全球化紅利，羽翼漸豐的中國還需要全球化嗎?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雖然旨在拉動內需的調整正在進行，但我國的儲蓄率至今仍維系在48%左右，依然是高儲蓄國家。也就是說，單靠內需還不足以拉動我國經濟的馬車，至少在成為高收入國家之前，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再次擁抱全球化。

　　第一次擁抱我們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甚至還有低環境成本、高政策優惠來吸引全球化;第二次我們有高性價比的產能、高回報的產能控制權和國內市場。假如我們和全球化還有未來，那會是靠什么呢?

　　我想有幾點是必須的：符合市場機制的商業環境、有條不紊的開放政策、穩定的政治社會預期，以及法治原則下降低交易成本的舉措。良禽擇木而棲據，金融風暴過後的全球市場，“良禽”原本就所剩不多，我們除了提高自身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的競爭力，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