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國英

　　如契約理論一樣，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垂青的理論貢獻，多是由現實的問題生發而來，對經濟現實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10月10日，201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哈佛大學的奧利弗·哈特和麻省理工大學的本特·霍爾姆斯特倫兩位經濟學家因其在契約理論方面的研究貢獻獲此殊榮。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後，中國人對諾貝爾獎本身已經不那么耿耿於懷了，而話題意義淡去後，應該更加重視的是諾獎成果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就經濟學獎成果於中國而言，其應該具有的指導意義更為明顯———近些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遍對中國的發展充滿興趣，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甚至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這或許從側面說明，先進的經濟學理論契合中國的發展實際，是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吸收、消化的。

　　本年度經濟學獎所表彰的契約理論，在中國就具有非同一般的價值。當下中國迫切需要普及對契約理論的認知，同時加強這方面的制度建設。剛剛過去的萬科股權之爭，在輿論場上出現了一些非常無知卻大行其道的觀點，這類觀點過度將個人感情摻雜其中，而無視商業倫理規范，即表現出了國人對契約的漠視。再如，中企海外收購近兩年如火如荼，股權交易頻繁，但如果對契約缺乏深刻理解，出現過於盲目、欠缺考慮的收購及收購之後的整合問題，都可能令中資面臨窘境。

　　事實上，契約的范疇及其應用絕不限於經濟領域，法律、政治、社會等領域的諸多研究和實踐都繞不開這一價值根基。現代社會即契約社會，而西方具有契約傳統，中國人在契約精神方面的缺失則是普遍性的，當中國告別粗放式發展，尋求未來更為長足的進步，必須從契約精神等制度建構上下功夫。

　　如契約理論一樣，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垂青的理論貢獻，多是由現實的問題生發而來，對經濟現實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而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最富活力的經濟體之一，所出現的經濟問題具有廣泛性、代表性，因而也格外需要先進的經濟理論指導自身的經濟變革。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都是全球經濟最為重要的試驗田。從某種程度上講，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成果主要是經濟學家們反思歐美發達經濟體的問題所得出的，對於中國等後發國家，這些理論成果不僅具有現實性，更具有超前的預見性，重視這些成果，而不僅僅是亦步亦趨地跟隨發達國家既往的經濟實踐，有助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少走彎路、更富成效。

　　同時也應該看到，西方經濟水平較高、模式較為成熟，經濟積弊仍處於溫和暴露和積累的時期，因此理論上的反思雖然不少，但變革的動力小、阻力大，而中國經濟的變革剛過半途，經濟肌體的活力相對而言仍然較為充沛，與此同時，很多經濟問題在路徑選擇上仍懸而未決，這也決定了先進的經濟學理論在中國更有應用的空間———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我看來，通過學習先進理論，中國可能挖掘出更多的增長潛力，乃至最終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經濟體，而中國之外的後發國家，包括印度、越南在內，則不太可能複制中國在過去十幾年間創造的經濟高增長奇跡，超越中國更是奢談。原因有兩個，其一，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擔負的角色是不可複制的;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中國抓住了新經濟崛起的時代機遇，新經濟的崛起，意味著未來社會對傳統的要素資源的依賴將不再那么強烈——— 工業4.0的發展將使制造業不再對勞動力成本感冒，中低端的工業生產將像過去的農業一樣滿足全人類的基本需求，成為過剩行業，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才具有真正的競爭力，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傳統的後發優勢將大大弱化。

　　美國能夠屹立世界，是因為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並且完全主導了第三次工業(科技)革命。當下，蘊含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新經濟在中國表現出的活力並不遜於歐美，我們真正的短板在於制度，因此可以說，是時代機遇要求我們必須學習先進的經濟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