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
在合理的領域，中國需要改革自己的體制，繼續“接軌”，而非拒絕;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國可以和其它國家合作來修改和改進規則;在出現新需要的領域，中國也可以引領制定新的規則。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研究，近年來全球貿易增速開始低於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這導致了人們開始討論“逆全球化”現象。實際情況的確不容樂觀，今天，歐美盛行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政治已經為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主義、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右派等無一不是反全球化的。自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在引導全球化，如果沒有西方的推動，就很難理解今日世界的經濟秩序。貿易自由一直是西方可持續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也一直被西方視為是軟實力。不過，現在“自由貿易”在西方已經變成了一個人人規避使用的詞彙。
盡管反全球化現象一直存在，但從來也沒有形成像今天這樣的席卷西方各國的主流思潮，這種政治思潮的崛起必然影響西方的政治生態和經貿政策。盡管西方總是批評中國的各種“牆”，但西方現在自己也開始築牆。英國已經築牆來堵難民，特朗普也建議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築牆來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無形的“牆”抵制著全球化的進展，例如西方國家總是以“國家安全”“環保”“與我們搶飯碗”等理由，拒絕來自中國等國家的投資者。
不過，“逆全球化”並不是說沒有全球化了，僅是說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難，甚至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難以再充當全球化的領頭羊了。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似乎方興未艾。中國、印度等金磚國家已經融入世界經濟，並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尤其如此，中國倡始的“一帶一路”正在給全球化(至少在區域范圍內)注入強大的動力。不過，較之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體量仍然比較小，西方全球化動力不足，必然對全球化帶來負面影響。
領頭羊角色是中國的機遇
從世界經濟曆史來看，在美國之前，大英帝國扮演了全球化的領頭羊角色。現在美國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中國需要也必然會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中國的領頭羊角色既是客觀使然，也是中國的機遇。從客觀條件來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但即使是中速增長，其經濟總量也會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美國。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基地和最大的貿易國家，中國也是近幾十年來對全球化有良好經驗的國家，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不長時間裏，中國的GDP增加了一倍。盡管高速增長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開放政策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也是中國的機遇，即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繼續順勢和平崛起的機遇。
中國要引領全球化，必須直面幾個重大的挑戰和選擇。首先是要從西方推動的全球化過程中吸取經驗和教訓。這裏最重要的莫過於全球化過程中的財富創造和分配問題，全球化無疑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財富和利益在各國、各區域、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全球化所創造的財富和利益流向主導全球化進程的少數人，主要是資本，而很多社會群體沒有得到好處，有些甚至成為受害者。因此，全球化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社會高度分化。更為嚴重的是，在全球化影響下，各國中產階級急劇變小。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曾經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的基石，但是，現在中產階級減小，直接導致了內部政治生態的大變化，以往運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不可持續。
中國如果要引領全球化，必須重新構造全球化，使其更具包容性。至少，全球化必須縮小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異，而非繼續擴大。同時，各國政府之間也需要合作，節制資本毫無制約的能力，在親商和親民之間達成初步平衡。當然，資本本身也需要自我節制。資本的流動性很強，在全球化中扮演主角。不過，一旦全球的社會動蕩起來，資本也會是受害者。對政府來說，需要防止全球化成為資本逃避稅收的有效工具。
第二，中國需要和其他國家合作尋找全球化的新動力。從技術層面，全球化具有了新的動力，金融和互聯網表現得最為顯著，不過，資本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構成新一波全球化的動力，政府必須為全球化構造平台。今天，在全球化遭受困難的情況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開始強調新型區域性“全球化”，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以亞洲國家為主的區域經濟全面夥伴關系(RCEP)、和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等都是類似的嘗試。在美國主導的區域性貿易夥伴關系遭遇困難時，中國可以加緊推動區域貿易自由化。這方面具有很大的空間，例如可以進行升級版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可以把雙邊擴展到多邊，也可以圍繞著“一帶一路”構造不同形式的經貿合作。
第三，中國需要更高級的內部開放。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已經初見成效。隨著其實施，中國資本會加速“走出去”，促進沿邊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助於世界經濟的再平衡。不過，“一帶一路”是雙向道，而不是單向道。中國的資本不能光是流出，還需要外國資本的流入;否則，“一帶一路”就會造成中國本身的“空洞化”，經濟發展就會不可持續。外國資本的“走進來”也是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在這方面，中國必須扮演重要角色，正如美國在二戰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樣。這裏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和消費市場，如果美國不開放龐大的消費市場，就沒有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全球化。中國“走出去”和外國“走進來”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
今天中國本身所遇到的全球化困難，例如貿易投資的下降，和國內的開放程度不夠是有關聯的。中國領導層推進中國自由貿易的決心毋容置疑，例如中國新設立了諸多自由貿易區，就是為了推進自由貿易。不過，自由貿易區沒有重大的突破，主要還是內部的問題。例如負面清單仍然過長，自由貿易停留在“內部交易”，把左手的東西放到右手，右手的東西放到左手。因為同質性過強，很難有體制上的突破，這需要中國更大程度和更高層次的開放。通過引入外來因素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這已經被過去的開放曆史所證明。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一些社會團體把外資視為“狼”。不管怎樣，在主動“引狼入室”之後，中國經濟大變樣。同樣，今天也不能簡單地把外國資本看成是“狼”，如果是這樣的心態，開放程度必然減低。可惜的是，在不少方面，開放度已經減低了，例如，一些人把“自主創新”當做強烈的民族主義解讀，理解成為關起門來自己創新。更深度的開放無疑需要前瞻性的政治判斷和強有力的政治支持。
中國應接過“自由貿易”的大旗
第四，中國需要處理好與現存全球貿易體制和規則的關系。在這方面，在西方已經沒有能力的情況下，中國應當接過西方“自由貿易”的大旗。對自由貿易，不應作過度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化解讀，就是說自由貿易不應當被視為是西方的，而應當視為是人類的共同遺產和價值。自由貿易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來自於西方的經驗和教訓。在西方經濟發展的早期，所謂的自由貿易是與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關聯，是西方用槍炮打開別國的大門。後來當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失去合法性之後，西方才逐漸發展出有關維護和促進自由貿易的國際規則和制度。很顯然，制度和規則遠遠比槍炮文明有力。
從總體上說，自由貿易是非常有利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較之其它國家，中國是今天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化的國家，無論是經濟體量、貿易規模或者今後的經濟發展動力，各方面的客觀因素決定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在推進全球化的進程中，再也不能去重複西方的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已經確立的“自由貿易”體制和規則。在合理的領域，中國需要改革自己的體制，繼續“接軌”，而非拒絕;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國可以和其它國家合作來修改和改進規則;在出現新需要的領域，中國也可以引領制定新的規則。無論哪種情形，世界貿易規則不僅是“寫”的問題，更是實施的問題，如果規則不被其他國家所接受，最好的規則也是毫無用處，要使得規則可以實施，不管誰寫規則，都必須考慮到所有相關國家的利益。
現存規則既可以幫助中國“走出去”，也可以幫助中國保護海外利益。不過，中國並不能過分理想主義，幻想現存規則可以為中國開拓出一個世界市場來。在開拓世界市場方面，中國具有其他很多國家所不具備的優勢，即中國可以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中國的國有企業在開拓海外市場方面擔負了很重要的作用，海外開拓市場面臨的巨大風險，是民營企業所不能承擔的。在實行“走出去”戰略以來，國有企業可以說是用“錢”砸開了海外市場。盡管西方國家總是把中國視為是新殖民地主義或者帝國主義，但中國的“走出去”並沒有使用一槍一彈，即使中國所去的地方都是具有高度政治經濟風險的地方。同時，中國的民營企業可以根據現存規則，進入西方和其他國家的市場。較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規模小，較少被西方視為是國家安全的“威脅”，具有更多的機會進入西方市場。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一旦走到海外，就需要保護，而現存國際貿易投資制度，則是一個有效的保護機制。
從很大程度上說，承繼西方確定的自由貿易體制和規則，在此基礎上有所作為，繼續推進全球化，已經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有效手段。剛在杭州結束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中國為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國方案”不是推翻現存的體制和規則，而是對現存體制和規則的補充和創新，或者說，“中國方案”探討了中國作為“領頭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國要使世界變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