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12月18日，北京大學舉辦了為期兩天的“‘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該論壇共分為“胡適與中國新文化”、“胡適與中國現代政治”、“胡適思想與中國現代教育”、“胡適與現代中國現代思想研究”、“胡適與現代曆史人物研究”、“胡適與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等多個主題論壇，共有80餘位國內外學者參加。 此次學術研討會，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曆史系胡適研究會、香港珠海學院和台北胡適紀念館聯合主辦。

　　他的思想有普適性還有一種未來性

　　開幕式上，北大校長助理、社會科學部部長王博說：“今年是胡適先生誕辰125周年，他作為北大校長70周年。這個學期我在北大新開了一門講王弼的課，大家都知道他作為一個天才型人物，不到24歲就去世了。我覺得胡適和王弼有共同之處：他們生來就是做主角的。”

　　“當年胡適以他20歲的年紀，在整個中國學術界、文化界、思想界，一出場就是主角。他對新文化運動貢獻卓著，同時，他也介紹了各種各樣的主義：包括實用主義、易卜生主義。”他說，“胡適是有北大情結的，他去世的時候還蓋著一面北大的校旗，他也在遺囑裏面特別提到把他留下的書捐贈給北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所研究員耿雲志說：“胡適學術研究的開展在中國大陸已經走過了40年的曆程。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已經出版的研究胡適的專書已有一百七八十種，研究胡適生平思想的論文和文章已經有三千餘篇。胡適本人的著作以各種名目出版的已有近百種，這些情況表明，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哪一位曆史人物能夠像胡適這樣受到廣泛、深切而持久的關注。”耿雲志說。

　　美國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李又寧說：“1980年代時，研究胡適的學者屈指可數，只有歐陽哲生等幾位。剛才一位學者請我錄胡適先生的一句話：‘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便有一寸的歡喜。’我想這句話正適合我們現在來說，真理無窮、文化無窮、世界無窮，進一寸就有一寸的歡喜。”

　　“前幾天我去高雄的佛光山，想去拜見星雲大師，沒見到他，我就跟他的幾位弟子聊天，一位弟子問我是研究什么的，我說是胡適，他就說我們星雲大師是對胡適先生很敬佩的，在他的講道中常常說起胡適先生。由此可見，胡適的大名不囿於我們教育界，他的思想有普適性還有一種未來性。” 李又寧說。

　　香港珠海學院文學院院長鄧昭祺說：“胡適生於1891年，今天是他125歲生日，今天，台灣‘中研院’也在胡適墓園裏舉行紀念儀式。1995年6月，華東師范大學曆史系曾主辦過一屆‘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這個會議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對胡適與中國傳統文化、胡適與中國現代文化、胡適與個性解放、胡適與自由主義、胡適的自學方法5個范疇進行了學術交流。”

　　“21年後，我們今天在北京大學再次舉行‘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學術研討會，我們這次的內容涵蓋了一些比較新的議題。包括了胡適與中國政治，胡適思想與中國現代教育，胡適與現代曆史人物研究，大會選擇在北京大學舉行，有特定的意義。”鄧昭祺說。　　

　　胡適思想與中國文化是血肉不分的

　　此次“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有三場主題論壇的內容跟新文化有關，其中在第三場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胡明、日本神戶大學緒形康等提交了論文報告。

　　胡明在論文《2016年胡適研究小議》中提出：“事實上，‘胡適思想’與‘中國文化’並不是平行的兩個范疇，他們應是形態上接連一體、血肉不分的;精神上則又是緊密聯系、內在統一的。”“胡適思想孕育成熟於大洋彼岸的美國，但它的認識論基礎與方法論內核仍可以從中國傳統哲學文化中找到其一脈相承的合理因素，即是說，中國文化融合進了‘胡適思想’，又豐富完成了‘胡適思想’，回過頭來又指導了胡適對中國文化的解釋與改造。”胡明概括了不同的曆史時期胡適的思想內涵，也將“胡適思想”歸納為積極開放;實事求是、服從驗證;不苟且不媚俗，獨立審慎等。

　　“1932年12月胡適在《東方雜志-新年的夢想》應征答卷時說出了他的‘夢想’：‘我夢想有一個理想的牢獄，我在那裏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監禁。在那裏面，我不許見客，不許見親屬，只有星期日可以會見他們。可是我可以讀書，可以向外面各圖書館借書進來看，可以把我的藏書搬一部分進來用。我可以有筆墨紙硯，可以每天做八小時的讀書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監督我做一分鍾的體操，或一兩點鍾的室外手工，如鋤地、掃園子、種花、挑水一類的工作。我想我如果有這樣十年或十五年的夢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來，豈不快哉’。”胡明的論文中也簡述了胡適的簡便素樸的夢想。

　　緒形康在其論文《胡適對儒教起源的詮釋學》中，緒形康陳述了胡適對於《說儒》的新理論：

　　第一，儒家源於被周民族征服下的殷遺民之文化複興運動。第二，這些文化複興運動體現於正如羅馬帝國內的猶太人通過他們的教士階級保存其預言一樣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懸記。第三，孔子把原來的殷民族的宗教典禮改變為更普遍的教學體制而卻感化了他們的征服者之周民族。　　

　　緒形康在最後總結道：“胡適把現代宗教的使命概括為如下三項：第一，徹底而嚴格的自己考察;第二，宗教內部的改造;第三，宗教的意義和范圍擴大、伸長。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不過是‘差一等的哲學’，並且‘差一等的科學’而已。所以，現代世界的宗教必須是‘一種道德生活，用我們所能掌握的一切教育力量來教導的道德生活’。”

　　“《說儒》所開展的儒教的新面貌及新理論，無論它是複興滅亡文化的懸記還是以人文精神為主的普世價值，都包含著胡適在《儒教的使命》所說的‘哲學’‘科學’以及‘道德生活’之三個因素，故而，正好對應儒教死的時代裏之儒家命運的兩難狀態及悖論情況。在這種意義來講，《儒教的使命》的主旨便是探究《說儒》思想內容之際的最好注腳。”緒形康寫道。

　　在閉幕式上，香港亞太台商聯合總會會長潘漢唐說：“來北大參加了19、20次活動，基本都是為了孫中山，這次是為了胡適。”

　　“我最喜歡一個先秦時代的文學家是我老鄉，叫屈原，他在《天問》中提出了69個問題，我在這裏提出10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銀河星光熠熠，誰為北鬥?我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裏找到了一個可以和胡適比鄰的人就是歐陽修。‘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如果把胡適當一個現象大概只有歐陽修可以匹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