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范大學石立善教授主編的《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其第一種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近日正式由中西書局影印出版。該書是《周禮》版本與校勘研究領域二十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成果，代表了漢籍東傳後日本漢學家校勘整理中國古代經典的最高水准，堪稱海外漢學界校勘研究中國經典的最高峰。該書的引進與出版，為我國當下的《周禮》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與借鑒。
石立善教授撰寫的《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景印再版序》，詳細地論述了作者的生平、成書過程、內容、價值及貢獻，為我們了解《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以下簡稱《校勘記》)提供了詳實可靠的依據。加藤虎之亮(1879—1958)《校勘記》一書的學術特色及其局限，我們將通觀十九世紀末及整個二十世紀《周禮》學的研究成績後，給出一個較為准確的定位。
1899年，孫詒讓《周禮正義》寫定。《周禮正義》被視為清代《周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亦可以作為經學時代《周禮》研究的收官和殿軍的作品。孫詒讓嫻熟地運用傳統訓詁的方法和技巧，以諸子文獻作為《周禮》同時代的語言材料，將子、史部文獻自覺全面地納入對《周禮》的比較考察中，發揚了清代學術的優良傳統，這是之前曆代《周禮》研究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孫詒讓有意識地吸收了清代古文字學，尤其是《說文解字》研究的豐富成果，用於對《周禮》名物制度的考證。這種研究方法仍然被現代古典研究所繼承和發揚。同時，孫詒讓對《周禮》的認識仍停留在“周公致太平之跡”的水平上，認為重新研讀《周禮》、闡釋《周禮》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可以揣摩周公制作西周制度的初衷和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講，《周禮正義》仍舊是一部經學著作，其所包涵的精神寄托不可能依靠其對文獻本身的研究來實現。晚清以前的《周禮》研究充斥著類似的經學曲解，直接影響了《周禮》研究的進展和水平。遲至晚清，學術界對《周禮》的成書時間和文獻性質仍然沒有一個科學的認識，甚至依舊有學者篤信《周禮》乃周公所作，或是認為出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的偽作。
民國以降，科學地整理古典逐步形成風氣，曆史地看待文獻的形成過程成為主流，郭沫若、錢穆、楊向奎、顧頡剛、徐複觀、金景芳、彭林、金春峰等對《周禮》的性質進行了探討。《周禮》的成書時間和內容來源問題成為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1932年，錢穆發表《〈周官〉著作時代考》，文章雖然在具體的材料應用上並沒有超過孫詒讓的水平，但是在對待文獻的眼光上，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經學的束縛，轉而采用曆史文獻的態度，深入討論了《周禮》一書的成書時間與內容性質。錢穆先生通過對《周禮》文本的分析，認為《周禮》一書乃戰國成書的文獻，名物制度多出於戰國，這個結論為當時學術界所普遍接受。由於錢穆先生限於自身的學術訓練以及民國時代考古學、出土文獻及古文字學的發展水平，《〈周官〉著作時代考》並沒有充分利用考古材料與出土文獻對《周禮》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甚至沒有做相關開創性的嘗試，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同年發表的郭沫若《周官質疑》也持《周禮》成書於戰國之說。1949年後，新的古典學范式尚未建立，而傳統的經史研究又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楊向奎先生於1954年發表的《〈周禮〉的內容分析及其成書年代》從社會思想和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周禮》的成書年代，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1991年出版的彭林《〈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則側重於對《周禮》思想文化內涵的挖掘，而不是對文本本身及其內容來源的探討，因此該書對《周禮》成書時代的結論也未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台灣方面，1979年徐複觀發表了《〈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1987年侯家駒發表了《〈周禮〉研究》，1993年金春峰發表了《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這些著作基本都遵循了錢穆對曆史文獻的基本觀念，能客觀地討論《周禮》的成書年代與文獻性質。
當代《周禮》研究在結合出土器物和文獻方面發展尤為迅速，尤其是和金文銘文中職官的對比研究，楊筠如、張亞初、劉雨等做了較系統的梳理和討論，《周禮》研究無論是從意識上還是從手法上，都進入了一個科學的或者說現代古典學的境地。《周禮》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為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獻和器物所佐證，從而為進一步斷定《周禮》的成書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戰國竹書的出現，為我們理解戰國時代的學派分合、圖書傳布提供了一個非常可靠的背景，可以從這個基礎出發，重新理解戰國學派互相影響吸收的過程和方式，從而對理解《周禮》的學術來源和學派分屬形成一個新的視角。
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周禮》研究史的粗略梳理來看，加藤虎之亮《校勘記》是部獨一無二的《周禮》校勘學巨作，其學術定位在於盡可能地搜羅多的傳世《周禮》版本加以校勘，對通過版本校勘可以確定的字、詞、句等問題加以研究按斷。據石立善教授《景印再版序》，加藤《校勘記》在對《周禮》經文、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六朝陸德明音義進行全面詳細校勘研究之際，所用的《周禮》曆代抄本、刻本與注本及相關文獻多達一百九十三種，對現存各種版本及相關文獻可謂網羅殆盡。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加藤虎之亮著述這部《校勘記》時，其學術眼光和方法早已與中日《周禮》學的前沿研究脫節，因此把《校勘記》視為舊式《周禮》校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應該並不為過。加藤虎之亮曾求學於日本廣島高等師范學校漢文科，師從漢學家三宅真軒(1950—1934)，可以說加藤是日本舊式高等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他的人生和著作始終與中國經典糾葛在一起，就如孫詒讓所作《周官政要》，《校勘記》一書寄托了他作為一個日本知識人對東方世界、尤其是日本文化命運的深深憂思。他對中國典籍研讀的初衷和最終為之做出的貢獻，又猶如中日兩國的現代命運，在碰撞與共生中最終走向了新的交融。
加藤虎之亮《校勘記》的撰寫工作窮三十餘年之功，如此詳盡地對《周禮》這部書加以校勘與研究，以當時的民國時代中國古典研究者的研究條件來說，簡直是無法想象的。而新中國建國後，古典研究更是一度跌入最低潮，也使得這項不可或闕的基礎工作竟沒有條件開展。跨入21世紀，當我們重新檢視二十世紀古典研究的成果時，突然發現學術界必須要補上這個巨大的缺環，這正是加藤虎之亮《校勘記》的重大價值與示范性意義所在。
石立善教授主編的《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將陸續推出江戶時代至近現代日本漢學家關於《十三經注疏》的重要研究著作數十種，或影印原書並撰寫詳細的學術提要，或進行整理和點校。正如石教授在該叢書《總序》中所言：“文獻之集，不容或緩，而是編之出，學者不惟曉然彼國學術之精粗得失，其於斯學亦必不無小補。”《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的編纂與研究，將為我們展現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經典研究之全貌，這是我國學術界非常需要且熱切期待的一項重要而艱難的工作，讓我們拭目以待吧!(徐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