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世旭 

　　茶之成為舉國之飲，文人頗有功勞。

　　唐朝元稹有首一至七字《茶》詩：“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碗轉麹塵花；夜後邀陪明月，晨前命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後豈堪誇。”對茶的特點、加工、烹煮、飲用、功效做了全面概括。李白、劉禹錫、白居易、孟浩然這類曠世酒徒，也遺有諸多茶詩，直接間接地幾乎涉及到茶葉作為產業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倚溪侵岭多高樹”（杜牧），“堯市人稀紫筍多”（釋皎然），“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許渾），“三軍江口擁雙旌……水門向晚茶商鬧”（王建），“……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白居易），講的是茶葉的收購、運輸、貿易，使荒野變成繁榮的集市、軍營變成茶檣林立、茶商喧鬧的商埠，使商人拋下哀怨令大詩人淚濕青衫的婦人；“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湖州紫筍來。”（張文規），“動生千金費”，“所獻愈艱勤”（袁高），講的是宮廷貢焙；“圓似月魂墮，輕如云魄起”（皮日休），講的是從一般飲具炊器中獨立形成起來的茶具，不再是早期“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碗”那樣的平常飯碗或湯碗；“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晚景屢裴回”（釋皎然），講的是由客坐敬茶而興起的茶集、茶宴、茶會以及有明確目的和主題的社交活動。鮑君徽、王昌齡、錢起、李嘉祐都詳細描寫過這種飲茶禮儀。

　　《全唐詩》凡提及茶事的詩詞中，詩人們在寺院飲茶的篇什，竟佔到總數的十之近二。很顯然，唐代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鄉閭庶民，茶已成為“比屋之飲”。

　　豐富多彩的茶詩“通道復通玄，名留四海傳”（呂岩），極大地開拓和提高了茶的精神意義，使飲茶從單純的口舌之樂升華為高雅的文化享受，成為藝術和哲學。

　　茶與酒同為國飲，卻質性殊異：酒易亂性，茶為養性；飲酒盡可豪放，人皆呼作英雄，飲茶則宜細致，否則難免“牛飲”之譏；醉酒固然造就了大詩人，也惹出了許多麻煩。有“醉茶”之說，卻沒有聽說過醉了茶在茶樓題反詩的。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茶的“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正對了文人們清高自命的胃口。唐人認為，茶之為道，在“和、清、敬、寂”四字，這成為後來日本茶道的要義。也因此，西人認為茶“是東方賜予西方的最好禮物”。

　　受到所有這些的感染，我漸漸養成飲茶的習慣。不過以我的嗅覺和味覺的粗鄙，任何珍饈美味到我這里都純是暴殄天物。我的飲茶，只在實用。日常飲用的多是鄉間朋友自種的家茶：不施化肥，不噴農藥，面積很小，產量不高，雖無名分，但不必提心吊膽。

　　我認識的人中，頗有幾位品茶大咖，我因為愚鈍，無從進入品茶者流，又因為收入遠不可企及非高價茶不飲的大咖項背，因此常常不免受到大咖及其崇拜者的訕笑。但我並不因此就灰溜溜的。曾向一位著名作家請教，其頗認同我的感覺：對某些茶商推銷時非要扯上宮廷和高官很不以為然，至少在飲食上，宮廷和高官的喜好未必就必須是草民百姓的喜好，還是自己的口鼻胃腸更信得過。這樣說並非排斥宮廷和高官喜好的茶，而是堅持以為各人自可有各人的選擇。

　　那年我與一帮縣鄉文友在人煙稀少的幕阜山中涉深澗，越索橋，驚心動魄地徒步旅行。饑渴難耐時，忽聽白云生處有人歌唱，細聽是喚遠來的我們歇腳。我們奮力攀登，見一小村，一眾村民歡欣鼓舞，稱此間幾十年連鄉干部也不曾來過。我們由此喝到自認是此生最好的茶：粗瓷大碗，盛爆炒芝麻黃豆，鹽漬姜末菊花；大葉野茶，無名無姓無包裝；清澈山泉，松木燒沸，滾水沖泡，色若琥珀，香若初蕾，醇厚如讀古書，通透直穿心脾。正所謂“清水高峰，出云吐霧……飽山嵐之氣，沐日月之精，得煙霞之靄”（《清水岩志》），“飲之不覺兩腋風生”，佐以農家小點，一干人不禁敞懷大呼：天下至茗，莫過于此！

　　野茶不入市井，遑論廟堂：自生自長，得天地精華，無污染之虞；或榮或謝，怡然自在，無邀寵之慮；山民采之，自制自飲，無贏利之欲，可謂神物。養在深閨人未識，也許是一種遺憾，但正因此，渾濁的時世保有了一份本真，讓有幸見識的人激賞恨晚，從此懷念終生。

　　這次飲茶經歷，讓我有兩點覺悟：一，世上最有名的固然不乏最好的，然最好的卻未必是最有名的；二，世上最珍貴的常常是無價的，凡有價的其價值都是有限的。

　　這可以算是我的茶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