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旭 

　　茶之成为举国之饮，文人颇有功劳。

　　唐朝元稹有首一至七字《茶》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做了全面概括。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这类旷世酒徒，也遗有诸多茶诗，直接间接地几乎涉及到茶叶作为产业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倚溪侵岭多高树”（杜牧），“尧市人稀紫笋多”（释皎然），“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许浑），“三军江口拥双旌……水门向晚茶商闹”（王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讲的是茶叶的收购、运输、贸易，使荒野变成繁荣的集市、军营变成茶樯林立、茶商喧闹的商埠，使商人抛下哀怨令大诗人泪湿青衫的妇人；“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张文规），“动生千金费”，“所献愈艰勤”（袁高），讲的是宫廷贡焙；“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皮日休），讲的是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形成起来的茶具，不再是早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那样的平常饭碗或汤碗；“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释皎然），讲的是由客坐敬茶而兴起的茶集、茶宴、茶会以及有明确目的和主题的社交活动。鲍君徽、王昌龄、钱起、李嘉祐都详细描写过这种饮茶礼仪。

　　《全唐诗》凡提及茶事的诗词中，诗人们在寺院饮茶的篇什，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很显然，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茶已成为“比屋之饮”。

　　丰富多彩的茶诗“通道复通玄，名留四海传”（吕岩），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的精神意义，使饮茶从单纯的口舌之乐升华为高雅的文化享受，成为艺术和哲学。

　　茶与酒同为国饮，却质性殊异：酒易乱性，茶为养性；饮酒尽可豪放，人皆呼作英雄，饮茶则宜细致，否则难免“牛饮”之讥；醉酒固然造就了大诗人，也惹出了许多麻烦。有“醉茶”之说，却没有听说过醉了茶在茶楼题反诗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茶的“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正对了文人们清高自命的胃口。唐人认为，茶之为道，在“和、清、敬、寂”四字，这成为后来日本茶道的要义。也因此，西人认为茶“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

　　受到所有这些的感染，我渐渐养成饮茶的习惯。不过以我的嗅觉和味觉的粗鄙，任何珍馐美味到我这里都纯是暴殄天物。我的饮茶，只在实用。日常饮用的多是乡间朋友自种的家茶：不施化肥，不喷农药，面积很小，产量不高，虽无名分，但不必提心吊胆。

　　我认识的人中，颇有几位品茶大咖，我因为愚钝，无从进入品茶者流，又因为收入远不可企及非高价茶不饮的大咖项背，因此常常不免受到大咖及其崇拜者的讪笑。但我并不因此就灰溜溜的。曾向一位著名作家请教，其颇认同我的感觉：对某些茶商推销时非要扯上宫廷和高官很不以为然，至少在饮食上，宫廷和高官的喜好未必就必须是草民百姓的喜好，还是自己的口鼻胃肠更信得过。这样说并非排斥宫廷和高官喜好的茶，而是坚持以为各人自可有各人的选择。

　　那年我与一帮县乡文友在人烟稀少的幕阜山中涉深涧，越索桥，惊心动魄地徒步旅行。饥渴难耐时，忽听白云生处有人歌唱，细听是唤远来的我们歇脚。我们奋力攀登，见一小村，一众村民欢欣鼓舞，称此间几十年连乡干部也不曾来过。我们由此喝到自认是此生最好的茶：粗瓷大碗，盛爆炒芝麻黄豆，盐渍姜末菊花；大叶野茶，无名无姓无包装；清澈山泉，松木烧沸，滚水冲泡，色若琥珀，香若初蕾，醇厚如读古书，通透直穿心脾。正所谓“清水高峰，出云吐雾……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霭”（《清水岩志》），“饮之不觉两腋风生”，佐以农家小点，一干人不禁敞怀大呼：天下至茗，莫过于此！

　　野茶不入市井，遑论庙堂：自生自长，得天地精华，无污染之虞；或荣或谢，怡然自在，无邀宠之虑；山民采之，自制自饮，无赢利之欲，可谓神物。养在深闺人未识，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正因此，浑浊的时世保有了一份本真，让有幸见识的人激赏恨晚，从此怀念终生。

　　这次饮茶经历，让我有两点觉悟：一，世上最有名的固然不乏最好的，然最好的却未必是最有名的；二，世上最珍贵的常常是无价的，凡有价的其价值都是有限的。

　　这可以算是我的茶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