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亚当·费恩斯坦/著 杨震/译
【编者按】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出生于1904年7月12日。这位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语诗人在很小的年纪就显现出偏科、热爱阅读的文学家特质，并喜欢在沙滩和小艇上写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发《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中诗人童年时期的真实写照。
六岁的时候，1910年，内夫塔利入了特木科的男孩学堂。他的同学范围展示了智利社会——哪怕在边远地区——的全球性特征，这要归功于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我的同窗伙伴的名字五花八门，比如施纳克，舍勒，豪泽尔，史密斯，塔托，塞拉尼……还有色法尔迪，阿尔巴拉，弗朗索……我们在大屋顶仓库里用橡子打仗。你得挨一下橡子的击打才会明白它有多疼。”
吉尔贝托·康夏·里佛——后来的诗人胡文西奥·巴列——回忆内夫塔利说，他是一个心不在焉，白日做梦，安静，非常瘦小(他的绰号叫“骨架”)并且忧郁的人，可是很显然，他的继母已经教会他阅读，他甚至从那时起就是大自然的敏锐观察者。
巴耶回忆说，内夫塔利经常被遗弃在学校孩子的追逐游戏之外，“因为他太小太瘦，当孩子们开始玩球类比赛的时候，没人愿意选他做队友。他是一个安静和平的孩子，他情愿坐在角落读小故事书……他对小事物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奇怪的石头、木块、昆虫)。他从未丧失那种好奇心。”
另一个同学，路易斯·翁贝托·塞尔达也有类似的印象。“内夫塔利足球踢得很烂。他根本连球都碰不到。我们去郊游，下河，挖草药，捉昆虫。他喜欢书本，尤其是儒勒·凡尔纳的书。他打架很差劲。”
他的数学相当差，但幸运的是，他的同窗好友，阿莱桑德罗(萨沙)·塞拉尼帮了他一把。
第四个同学，赫拉多·瑟库后来成为智利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内夫塔利最初关注政治是在十岁的时候，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看到他的同班同学分裂成支持盟军的一派，以及由德国移民后裔构成的反对一派。不过，政治在那时尚未怎么影响年幼的聂鲁达的生活——即便1917 年俄国革命所掀起的波澜也没有，虽然它的涟漪的确越过了重洋。
正如另一个同窗好友，迪耶戈·穆诺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这段时光时所说的：
我们并不清楚它(俄国革命)意味着什么，直到很多年后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为它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感到欢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以我们自己的语言出版发行，这些作品广泛传播当然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即揭示出所有文化培育起来的人性都正在“丧失”。这种文学对我们产生了巨大影响。
内夫塔利所关心的事情主要是保暖。
我们要走着上学，踩着小路上一块又一块石头，跟雨水和寒冷做斗争。风把我们的伞扯走。当时雨衣特别昂贵，我不喜欢戴手套，鞋子都湿透了。我永远都记得火炉边的湿袜子，所有鞋子都在冒热气，像小小火车头。随后，洪水来了，冲走了最穷苦的人们所居住的村庄，那里挨着河流。大地也在震动，颤抖。
他喜欢戴一顶亮绿色帽子，那是他爸爸带过的，直到有一天它被风吹走，永远消失了。
但春天的时候，特木科是迷人的。迥异于努力逃避潮湿之时，这时候，他和他的同学们喜欢跑下坡岸，把脚趾头伸进考廷河中。
特木科的夏天是“黄色且闷热”的。他父亲经常会带他们去更凉快的海岸，去萨维德拉港，从家里带去床垫子，以便到那边能有东西铺着睡觉。聂鲁达永远忘不了萨维德拉港。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企鹅、布迪湖的野天鹅并且吃到了无花果。
在湖岸上我们钓鱼或打猎，捉胭脂鱼，用鱼叉或者梭镖。观看那些一动不动的捕猎者令人心醉神迷，他们高举着梭镖，只见标枪一闪，然后一条捕获的鱼浮出水面。在那里，我也经常看到火烈鸟飞越处女地上空的红色飞翔。
雷耶斯一家安顿在何塞的农民朋友奥拉西奥·帕切科在萨维德拉港的家中——多年以后，聂鲁达在1964年撰写的诗集《黑岛纪念碑》中还甜蜜地回忆起在帕切科家中居住的那些日子。奥拉西奥·帕切科回忆他对聂鲁达父亲的印象时说到，他嘴上叼着一只口哨，指挥内夫塔利和劳拉踏步前进，神经质地举起手，踏入冰冷、狂野的大海。
来自那个时代的、还活在当今的人之一，奥拉西奥·帕切科的女儿伊尔玛告诉我说她记得内夫塔利和她一起绕着萨维德拉港的那座房子追逐游戏：
他把我举起，我妈妈吓坏了，以为他会把我给摔着。她大喊：“你会要了她的命。”他还真的摔过我一次，于是我们再没有玩过那些游戏了。但后来的日子里，聂鲁达，会叫我过来让我坐在他大腿上，因为那是他回到萨维德拉港的时候常做的事情。他非常柔情。
伊尔玛·帕切科还回忆说：内夫塔利那时已经开始写诗了，他父亲对此很反感。“他喜欢在沙滩上和小艇上写诗，他父亲在试图喊他回来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是个狂徒’。”
在萨维德拉港的另一件赏心乐事就是沿着沙滩骑马。在十几岁出头的时候，骑马给聂鲁达带来了感性愉悦：“在我家乡，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在马背上沿着海岸小跑更美妙的事情。”
对内夫塔利来说，更诱人的是萨维德拉港的图书馆，那是一个诗人掌管的，他叫奥古斯都·温特，一个小个子男人，“脏兮兮的，黄色短胡须，胡须上方，是一双慈爱的眼睛”。后来，1960年的一场可怕的地震几乎摧毁了萨维德拉港，掀起了海啸，之后人们发现，那些藏书都四散在沙子里。
奥古斯都·温特对小内夫塔利的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随和、思想自由的人，迥异于那个严厉的、纪律性强的保守主义分子—何塞·德尔·卡门。在承担他的图书馆工作之前他是船舶工程师，负责照管帝国河上航行的小蒸汽船。温特当时也充当萨维德拉港当局的秘书和财务主管，他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跟当时许多主要诗人都有定期的通信往来。
奥古斯都·温特先生钦佩我贪婪的文学胃口。“你已经读过这本书了?”他问道，递给我一本巴尔加斯·维拉的新书，一本易卜生，一本罗康博尔。我像鸵鸟一样毫无鉴别地吞下一切。奥古斯都·温特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图书馆的管理员。他在屋子中央放了一个锯木屑炉子，我待在那儿，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在整整三个月的夏季，阅读所有在世界的漫长冬天写出来的书本。
内夫塔利是个饥渴的读者，阅读他手边能抓到的任何书本——从雨果到高尔基，从塞万提斯到波德莱尔。他宣称曾一天读完三本书。他阅读水牛比尔酒店赌场表演的报道。他不喜欢西部牛仔，因为他们残杀印第安人，但他崇拜一位骑手的技术。
《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英]亚当·费恩斯坦/著杨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8年4月
